另外《汉书》在名目清楚的基础上,还吸收了《史记》在列传编排追求内外联系的特点。所以,在《汉书》各传的编排当中也体现了班固独到的历史见解。细读《汉书》之后你可以发现,它的列传除类传外,大体上是分为几个段落的,各具特点。比如,汉初的著传。汉初的著传反映了西汉的开国气象,列传的编排体现了文治武功的格局。在文帝和景帝时期的传比较少,只是重点记述了几位政治家的活动和见解,体现了朝政的清净无为。武帝时期是《汉书》记载的重点,文武人才之盛。昭宣时期有昭宣中兴。到了元帝、成帝之后汉代萎靡不振,基本上写了佞臣、权臣干预政治的一些史实。
《汉书》的合传也体现了班固对合传特点的把握,基本是以类相从,暗含类传之意。在照顾年代的大前提下,把同类性质的人物尽量编在一起。比如,赵尹韩张两王。赵尹韩张两王都是当时贤明的首都的官员,在列传编排当中就把人物的历史褒贬和历史评价放进去了,从人物编排就可以看出来人物好坏。
三、《汉书》的史学价值
《汉书》的史学价值。第一,《汉书》是中国第一部大一统的皇朝史。应该说汉代是第一个取得了巨大历史成就的大一统皇朝。从秦开始,人们一致认为这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大变局。在秦之前,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没有成立,夏商周名义上是天下统一,实际上是诸侯割据。虽然秦建立了大一统政权,但是秦并没有把大一统政权坚持很久。所以,汉是第一个取得巨大历史成就的大一统皇朝。《汉书》是第一部把这个大一统皇朝记录下来的史书。
由于西汉社会经历了由盛而衰的历史变化。当时的政治家、史学家迫切需要把封建史学与封建政治结合起来,这样可以起到宣传巩固大一统政权的作用。但是,在当时的史书形式上还没有反映大一统政权成就的史学作品。于是反映西汉的历史成就,就成为当时史家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正是因为对西汉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并且有益于纠正司马迁对西汉史的摆法,班固才用断代的形式来书写《汉书》。那么纠正司马迁对西汉的摆法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司马迁的《史记》是个通史,记载汉代的部分虽然占了重要篇幅,但是毕竟是按照历史发展序列,并且汉代历史还只写了一半。还因为司马迁是汉武帝时期的人,汉武帝之后的历史他也没法写。于是班固必须要写一部史书,来反映大汉的成就,并且这部史书一定要起到宣汉的的作用。
我们看,《汉书》很好的贯彻了宣汉的宗旨,成功的记述了西汉社会的规模与成就。这部书在讲完了群雄逐鹿,汉建立大一统政权之后,讲开了国的气象。描写这个气象的文字功力是非常高的,班固讲:“汉兴,高祖躬神武之材,行宽仁之厚,总揽英雄,以诛秦、项。任萧、曹之文,用良、平之谋,骋陆、郦之辩,明叔孙通之仪,文武相配,大略举焉。”明叔孙通之仪就是叔孙制定朝仪,这个朝仪对汉统治国家很有作用。文武相配,大略举焉,就是说的是开国气象,一开国就有大一统政权的大气魄。然后又说:“天下既定,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定礼仪,陆贾造《新语》。又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契,金匮石室,藏之宗庙。虽日不暇给,规模弘远矣。”这一段也是讲建国时的恢宏气势以及各种典章制度。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开国时打好的基础,对汉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封建大一统政权应该说始建于秦,但最终把这种政权形式巩固起来的实际上是汉武帝。在汉初文帝、景帝时期,当时的国策是休养生息,因为长期战乱不宜进行大举攻占。而到了汉武帝时期,国家财力有了很大提高,这个时候汉就有资本对政权进行巩固和扩张。所以,汉武帝时期是中国封建大一统建设的关键时期。《汉书》对汉武帝时期的政权建设做了如实的展示,展示了那时的皇权专制制度和国家巩固、扩展的过程。
在汉武帝时期有两个重要问题要解决,一个是诸侯国对中央政权的威胁问题;一个是匈奴少数民族对中央政权侵扰的问题。从文帝和景帝时期,这两个问题就已经很严重了,因为汉初建国之后实行的是郡、国并行的政策。所谓郡、国并行,举个例子,秦的时候实行郡县制,全国完全是由地方派行政长官管理,把所有的诸侯国给去掉,统一中央政令。汉代建立之初,封了很多诸侯王,实行郡、国并行政策也是没有办法,因为汉推翻秦朝,建立政权的时候,战国时期诸侯国的后裔都起兵相应,势力很大,包括灭项的时候,韩信等许多军事首领又建功了,如果不给他们封王,这些人肯定安定不下来,为了和诸侯王抗衡,汉代又封了很多自己家的同姓兄弟为诸侯王,用这些来制衡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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