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汉书》中的治国方略。《汉书》之所以能有非常高的评价,得到很高的重视,是因为它对历史有很深的认识。另外,班固还认识到历史的间接功能,这个功能就是史学可以对现实社会有很大的启迪。历史就是现实的教师,班固在这方面有非常清楚的认识。所以一部好的史学作品必定是对人有更多思想启发的作品,这是《汉书》的根本价值所在。
班固的《汉书》首先对历史有准确的记述,在准确记述历史的基础上,对西汉社会一系列重大问题都有系统的研究。通过他的记述,通过他对历史画图的展现,他的目的就是要把历史当中蕴藏的智慧揭示出来。可以说,《汉书》中蕴藏着丰富的历史智慧,统治者之所以读《汉书》就是因为他门可以从《汉书》里得到很多的启发。
我们来谈谈《汉书》和《史记》的不同之处。《史记》有很重要的思想价值,《史记》的特点是有异端色彩,有很多反社会的思想,或者是很多现在看来很超前的思想。从本质来讲,司马迁也是热爱汉代社会的,也希望社会好,但司马迁是站在一个批判者的角度。所以《史记》是具有批判性的。那么《汉书》呢?我们读了汉书会发现《汉书》是富有建设性的。因为《汉书》让统治者感到不舒服的事比较少,另外它对治国方略的研究应该说比《史记》还要系统一些。所以对于治国来说,从《汉书》里得到的东西应该更多一些,所以历代的统治者、政治家、思想家对《汉书》都非常重视。《汉书》最大的特点就是明明于国家大体。举一个例子,昭宣中兴是西汉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昭宣中兴是怎么回事儿呢?刚才说了,汉武帝在汉朝史中的作为是最大的,武帝最大的特点就是好大喜功,但是当时的人实在受不了他这个好大喜功,到处打仗,到处搞建设,耗费了国家大量的财力,也给老百姓造成非常大的负担。所以司马迁对汉武帝的评价不是太高。因为从历史上讲,汉武帝确实很厉害,但是他对老百姓、对国家财富的消耗太厉害了,所以对他评价不好。
武帝去世之后,昭帝和宣帝就进行了政策调整,使汉代政权度过了一个危机,社会又重新走向了正轨。社会和老百姓得到了充分的休养生息。对于昭宣中兴,《汉书》做了很详尽的描述,不但描述得很详尽,而且在描述中也揭示了当时社会和民情的变化,也揭示了昭帝时,霍光执行的政策和宣帝的时候是有所不同,但是他们所采取的方式大体上是一致的,只不过在大体方针之下又有细微的不同。首先,霍光时期的政策是“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这就是说,要采取和汉初黄老之治差不多的一个方针,国家不做什么大的举措,让老百姓安心生产、安心生活,使社会经济逐渐得到恢复。到了宣帝的时候,因为已经有一定的社会积蓄了,宣帝就吸取了武帝有为政策当中的一些政策,比如,“夤用刑名”,就是说要刑罚并用。还有用“信赏必罚,综核名实”和“以霸王道杂之”等儒法相结合的方针来治理国家。虽然更多强调儒,但也强调法的地位。在社会经济、民生有所恢复的情况下,用教化和刑罚并行的方式治理国家,同样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使国家能进一步的发展。
在宣帝时期,班固写了《魏相丙吉传》。我们知道,魏相和丙吉都是汉代良相,都是很有能力的丞相。班固对他们的评价就是“高祖开基,萧曹为冠,孝宣中兴,丙魏有声”。从这句话我们知道,高祖开基的时候箫何、曹参的功劳比较大。然后孝宣中兴的时候丙吉和魏相建立了很大功业,所以说孝宣中兴,丙魏有声,肯定了他们共同的功绩,也细述了他们的不同之处。
宣帝在亲政之初由魏相辅佐,在历史上宣帝是很有能力的一个人,而且宣帝是从民间起来的,他是从民间找回来的一个皇帝,武帝的曾孙流落民间,后来找回来的,所以这个人非常精明,而且对社会非常了解,治理国家也非常有办法。他励精图治,对臣下的要求特别严格。这个时候的魏相和宣帝配合的非常好。在同一个时期,丙吉是御史大夫,我们刚才说了,汉代有三公九卿,三公是丞相、御史大夫、太尉。御史管监察的,丞相管政务的,太尉是管军事的。九卿就是其他政府官员,相当于现在各部门部长。当时丙吉也是同心辅佐宣帝。魏相是比较严厉的人,丙吉是比较宽松的人,两人宽猛相济,收到了良好的治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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