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四民：从 DARPA 看美国军民深度融合

DARPA的经验表明，军民融合的深层基础在于人才培养和交流的融合。当前，我国把军民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在我国军民深度融合发展的体制与机制设计上，要把人才的培养和交流作为基础工程，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把军民融合的理念和要求贯穿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全过程。

中共中央政治局于2016年3月25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的意见》。会议要求，要坚持用改革的办法、创新的思路，突破制约融合的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政策性问题，加快理论、科技、管理、实践等方面创新。推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宗旨是发展、核心是创新、关键在科技、基础在人才。DARPA（美国国防部先进项目研究局）以其引领颠覆性技术创新而闻名，同时也是美国军民深度融合发展的典范，其深层的基础是建立在人才培养和交流的深度融合之上。

从DARPA的组织结构看其人才梯队

DARPA采用的是扁平组织结构，其内部主要由DARPA局长、项目办公室主任和项目经理构成。人员数量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些波动，大致在100到200人左右。但是，DARPA的成功也不能忽视其直接领导——美国国防部国防研究与工程局主任（简称DDR&E，1958年8月6日设立），以及DARPA项目参与者的贡献。DDR&E是美国国防部国防科技总管，在过去近60年的大多数时期属国防部第三号人物，他主要通过任命DARPA局长和选择重大研究问题对DARPA产生影响。DARPA项目承包商是项目具体承担者，主要来自军工企业、高等院校、联邦资助研发机构以及私有企业等。他们一起构成了DARPA的人才梯队。自DARPA成立以来，共有16位DDR&E，20位DARPA局长，100多位项目办公室主任，千余项目经理，以及数万项目参与者。他们共同创造了DARPA的辉煌，书写了美国军民深度融合的重要篇章。那么，产生如此人才梯队的基础是什么，他们的背后有什么共同点，尤其是在DARPA早期共同形成了DARPA科技价值理念和创新文化的那一批人，无疑值得去挖掘。为了更好地理解其背景，我们需要简要回顾一下二战期间美国战时特训计划和战后的《退伍军人权利法》（简称GI Bill，1944年6月22日签署生效）对美国科技和教育的影响。

二战期间战时特训计划和战后GI Bill

1941年12月7日清晨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后，次日美国被迫直接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对美国而言，这是一场既没有充分准备其开始，也没有预期其结束之快的战争。因此，除了短期内巨量战争物资的需求外，美国政府面临的巨大挑战之一是，在战争初期，大量军事人员的缺乏，尤其是具备工程技术、医疗、语言等技能的年轻军官，以及在战争结束后，退役军人的安置。据记载，1940—1945年间美国共投入军事人员达1600万，而战后有1500多万名陆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军人从大西洋和太平洋战场回国。为了满足战时军事人员，尤其是懂技术和管理的年轻军官的急迫需求，1942—1946年期间，美国军方（包括陆军、海军以及海军陆战队与陆军中的空军）提供联邦经费资助众多高校开展速成特别训练计划，如陆军特别训练计划，V-12海军高校训练计划以及陆军空军高校训练计划等。为了战后安置退伍军人，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于1944年6月22日签署生效GI Bill，其中主要条款之一是为退伍军人接受各类教育和培训提供资助。这两项措施对美国二战后成为世界科技与教育强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二战战时各类特训计划规模不一，如陆军特别训练计划规模为20万18岁左右的优秀年轻人，V-12海军高校训练计划规模为12.5万。前后有数百所高校受联邦资助参与特训计划，分别接收学员近千人至数千人不等。学员在校期间以知识学习为主（占2/3时间以上），体能训练为辅。战时特训计划对美国高等教育及未来科研的主要影响有二；一是改变了当时由于战前经济危机而导致大量高校濒临破产的境况，促进了高等教育大发展的局面；二是国防科研成为高校主流，一批高校借此及国防项目逐渐跃升为世界前列，如MIT、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斯坦福大学等。而在这批年轻人中有些成为了战后美国各界的领袖，如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DARPA局长埃贝哈特·莱克廷（1967—1970）、JASON（为美国国防科技提供重要咨询的秘密精英组织）主席爱德华·弗里曼、1958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乔舒亚·莱德伯格、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工学院院长卡尔·皮斯特等。

GI Bill在美国历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在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于2008年出版的《历史学家谈美国：创造改变的历史性决策》一书中，11位重量级历史学家被邀请分别举出一个影响美国成为今日大国的想法或制度，GI Bill即是其中之一。至1956年7月25日终止，该法案资助了780万退役军人参加各类教育或培训项目，其中220万接受了高等教育。例如，二战后80%的陆军特别训练计划的幸存者回到了大学课堂，而在1947年退役军人曾占美国大学入学人数的49%。该法案实施的11年期间，为美国增添了45万名训练有素的工程师、24万名会计师、23.8万名教师、9.1万名科学家、6.7万名医生、2.2万名牙医，以及其他领域的100多万名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员。他们被誉为美国成熟一代，是一个极为成熟和努力的群体，具有团队和奉献精神。这一批经历战火洗礼的退伍军人成为了其后美国数十年各界的中坚力量，其中包括14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也包括美国国防部DDR&E马尔科姆·柯里（1973—1977）等一大批国防科技界的科研与管理精英。

因此，在二战建立起来的军民间在国防科技领域的相互信任与依赖使得其军民融合自然形成，并通过战时特训计划和战后GI Bill得以延续和发展。在战后，大批为二战胜利做出卓越贡献的国家实验室科学家（如曼哈顿计划主要成员）逐渐参与到高校教育或国家科研管理机构。据MIT航空航天领域退休教授里昂·特里林回忆，1950年前后MIT大多数新教职人员为战时国家实验室成员，而新入学研究生多数为受GI Bill资助的退伍军人。同时，更多的高校和联邦资助科研机构的科研人员参与国防相关的科研项目。例如，成立于1946年的美国海军研究局在其70年的历史中有60位获其资助的科学家后来成为诺贝尔奖得主，始于1952年，几乎平均每年一位。

DARPA的军民深度融合

通过上述的背景分析，我们不难看出，美国二战后的科技与教育发展培养了一大批对国防实际需求和问题有深入接触和理解的高素质科研人员，为1958年成立的DARPA提供了深厚的人才基础。实际上，在16位美国国防部DDR&E中，早期多为具有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或其劳伦斯利物莫尔国家实验室背景的人员主导，其后则以DARPA背景的人员居多，其中有6位在任职DDR&E前或后在高校从事教学、科研或管理工作。而其20位DARPA局长中的40%在任职DARPA前或后在高校任职。DARPA的项目办公室主任、项目经理以及项目参与者更是融合了来自军队和政府机构、高校和联邦资助研发机构、军工企业和其他私有企业等的科研人员。实际上，DARPA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员来自军方，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员来自高等院校。更为重要的是，DARPA人员平均4年左右轮换的流动机制将DARPA务实的科研价值理念和创新文化带回到军队和高等院校的人才培养过程中，通过这种传承进一步促进了军民融合。纵观其历史，DARPA的高层管理人员多数具有在与国防科技相关的国家实验室的科研经历，而这些实验室均设立于二战时期或冷战早期，本身就是军民融合的产物。DARPA不同时期不同层次的人才网络则从上至下主要经相关国家实验室、高等院校、军工企业、军队科研机构以及国防需求单位等途径，通过推荐方式构成。例如，贝哈特·莱克廷即由其在加州理工大学喷气推进实验室前同事推荐给时任DDR&E的约翰·福斯特而担任DARPA局长（1967—1970年），而罗伯特·弗萨姆（1977—1981年DARPA局长）则是时任DDR&E威廉·佩里在斯坦福大学时的学生。因此，如此基础上构成的人才网络就使得DARPA的军民融合不是简单的社会资源整合，而是根植于人才培养和交流的深度融合。这种深度融合形成了共同的科技价值观和创新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