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毕生在理论上最伟大的贡献，是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他以独创性的经验和创新性的理论指引着中华民族从危难中创造出新中国、从曲折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毛泽东不愧是成功地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事业的元勋。

一、开辟革命胜利道路来之不易

中国革命是在俄国革命直接影响下产生的。列宁在取得革命胜利后和中国尚未建党之前的1919年就说过：“东方大多数民族的处境比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俄国还要坏。我们已经在反对封建主义残余和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把俄国农民和工人联合起来了，我们的斗争所以进行得很顺利，正是因为工人和农民是联合起来反对资本和封建主义的。”他认为东部各族人民的情况却有所不同，他们是典型的劳动农民，而不是受过资本主义工厂锻炼的工人。他们“面临着全世界共产党人所没有遇到过的一个任务”，就是“必须以共产主义的一般理论和实践为依据，适应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条件，善于把这种理论和实践运用于主要群众是农民、需要解决的斗争任务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中世纪残余这样的条件”。列宁认为，“这是一个困难而特殊的任务，但又是一个能收到卓著成效的任务”，而“它们的解决方法无论在哪一部共产主义书本里都是找不到的”。[1]（P78—80）

从中国共产党的情况看，它诞生于列宁上述讲话后不到两年。年幼的党和身受三座大山压迫的中国人民，多么需要领会列宁对东方落后国家提出的新要求，又多么难于使党的领导和领导人首先领会列宁的这些新要求。当时的毛泽东虽然作为一方代表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建党活动，却还起不到决定性的作用，既难以纠正党的领导人在路线方针上的错误，也无力使自己的正确主张为全党所采纳，他在党的“五大”提出的加强土地斗争和农民运动的决议案，未经讨论就被搁置起来了。可贵的是，毛泽东具有当时领导人所欠缺的品质与优点。他追求真理，崇尚实践，重视国情，善于向社会学习、向群众学习，自觉地放下架子，拜人民为师。他出身农民家庭，对农村的一切有亲身感受，为日后从事农村调查和农民运动准备了良好的条件。他虽然早就重视农民和农村情况，却从未放弃过每日读报和关注国家大事的习惯；他在组织赴法“勤工俭学”的时候曾表示自己并不想立刻去欧洲，他以为对自己的国家了解得还不够，把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看译本较原本快迅得多”，先研究中国文明“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如果要对现今的世界尽一点力，就“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就要对这地盘内的情形“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2]（P44）可见，毛泽东从接受马克思主义开始，就是靠踏踏实实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国情，踏踏实实地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以真理的力量凝聚群众、扩大影响的。

毛泽东从建党开始，就与农民运动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在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后，面对迅猛兴起的农民运动和党内外的各种非议，他又以面向实际的鲜明立场，用一个多月时间实地考察了湖南五县农运的情况，写出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旗帜鲜明地肯定了农民运动的伟大意义和历史作用；到了大革命面临失败的1927年，毛泽东因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党中央无视国情、坐失良机，而自己的正确主张又不断受到冷落而痛心，在痛定思痛的基础上他愤然提出保存农民武装、把“上山”作为革命出路的主张。这是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

把革命的重点转入农村，也为毛泽东继续进行农村调查，更深入地了解中国国情创造了条件。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向井冈山进军，到1930年初基本形成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毛泽东在革命实践中的每一个重大步骤都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作出的。

首先，选择井冈山为根据地，是全面考察罗霄山脉的结果。那里处于湘赣边界，山高林密，方圆五百里，远离中心城市，敌人统治比较薄弱，在封建军阀分裂割据的情况下，革命力量有发展与回旋的余地，军事上可攻、可退、可守，最利于军事割据。井冈山遮政治上和经济上也有许多有利条件，党和群众的基础较好，竹木等经济作物丰富，荒地较多。因此，毛泽东在写给中央的报告中比较了罗霄山脉各段的情况，坚定地认为“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创造和扩大，是十分必要和十分正确的”[3]（P81）。

其二，把革命重点转向农村，就要建立农村根据地，实现武装割据，找到这一割据能够生存、发展和巩固的恰当的形式与内容，使其成为进一步推动与扩大革命形势继续发展的出发点和重要阵地。当时在中国共产党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既有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智慧与能力，也有突破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不适合中国国情的“城市中心论”的胆略与勇气，创造性地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这一思想史无前例，既不是1871年巴黎公社的翻版，也不是1917年十月革命的翻版，是马克思主义文献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前所未有的理论创新。它把农民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以促进全国革命高潮为目的而开辟出一条崭新的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这条道路完全符合中国国情，符合农民运动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和伟大作用，符合中国红色政权在白色统治薄弱的偏僻山村逐步发展扩大的有利条件，符合中国革命武装在深入土地革命中逐步扩大的历史必然性，符合中国革命胜利只有在农村包围城市的情况下才能实现的认识；这条道路也完全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一脉相承，它忠实地继承了落后国家农民革命的理论，继承了革命力量要在反动统治下求生存、谋发展、建立根据地就离不开武装工农的理论。总之，这一独创性理论的提出，说明毛泽东在历史转折关头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上，已经成功地突破了当时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也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朝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向迈出了有决定意义的一大步。

其三，理论上的创新，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绝非一蹴而就的事情，它需要理论上的反复论证与实践上的反复检验，尤其像事关中国革命道路这样重大的理论问题，更需要经历一个较长的时间与过程，求得主客观的一致，求得认识上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毛泽东并不以找到“工农武装割据”、建立井冈山根据地为满足，而是在革命极其艰苦、物质生活极端匮乏、个人又遭受重重打击的情况下，仍然围绕着革命道路问题任劳任怨地进行着多方面的调查研究。他在30年代初期，以身示范，亲自作调查研究，写调查报告，从保留下来的文稿看，其数量之多，范围之广，内容之具体，均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形成马克思主义面向实际、重视调查的盛举和典范。

毛泽东在20年代末为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为实现工农武装的革命化，解决以农民为主要成份的革命军队建设问题提出了一系列重要原则。这些原则也都是毛泽东创建与领导工农红军的经验总结和深入调查党内军内思想状况的结果。特别是他谈到红军政治工作的作风与方法时，从世界观与方法论上对调查研究作出了有普遍意义的理论概括，提出要注意对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这就把调查研究的着眼点和进行调查研究的方法，从理论上作出了明确的要求与提示。

同武装斗争相联系、成为“工农武装割据”必要组成部分的是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仅在1930年，毛泽东就深入农村、城镇进行有关调查近十次之多，其中既有有关政治区划、交通状况的调查，也有土地关系、阶级状况和土地斗争的调查，其目的都是为了正确进行土地革命、建设农村根据地和发展革命形势。在这些调查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是寻乌调查，对毛泽东来说也是一次夙愿已久、印象极为深刻的调查。他在抗战期间作过这样的回忆：“到井冈山之后，我作了寻乌调查，才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提出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不仅要抽多补少，而且要抽肥补瘦，这样才能使富农、中农、贫农、雇农都能活下去。假如对地主一点土地都不分，叫他们去喝西北风，对富农也只给一点坏田，使他们半饥半饱，逼得富农造反，贫农、雇农一定陷入孤立。当时有人骂我是富农路线，我看在当时只有我这办法是正确的。”[4]（P22）同解决富农的问题一样，解决中农、贫农、雇农的问题，解决土地革命的问题，也只能源于实践，通过实际调查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毛泽东当时从事的农村调查，正是为了开展土地革命、建设农村根据地的需要，而他在寻乌调查中下决心要了解城市问题，为“开始懂得一点城市商业情况”而“不胜欢喜”[4]（P56），更是出于他对“工农武装割据”的展望，出于他从来都不是为割据而割据、仅仅停留于或满足于根据地的建立的立场，而是反映了他坚定地以农村根据地为出发点，向着夺取城市和进一步夺取全国胜利的伟大目标前进的信心和决心。

从“工农武装割据”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发展到夺取全国胜利，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破天荒地开辟一条完全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这是理论上的伟大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伟大胜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是任重而道远的，前进中有数不尽的重大问题需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理论成果来解决，但最主要的还是要靠更多的人以至全党都能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必须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一根本原则，从世界观与方法论上来解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对此，毛泽东不仅在调查研究上为掌握国情作出了示范，而且从理论高度概括和总结了党内反对教条主义的经验，创造性地把能否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提到了对待马克思主义和思想路线的高度。他在1930年中期撰写《反对本本主义》的文章中以尊重实践的观点提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所以正确，“绝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他旗帜鲜明地认为“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他从倡导全党进行调查研究着手，提出完成伟大的革命任务、实现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情况”，“迅速改变保守思想”和“保守路线”，“换取共产党人的进步的斗争思想”，换取“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3]（P111、112、116）把问题提到思想路线的高度，也就是从思想认识上和理论上为全党更好地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实际的结合，树立了一个普遍的必须永远坚持的根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