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3）

三、探索社会主义道路艰难曲折

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进行的。但是，中国的问题要靠马克思主义结合中国的情况来解决。毛泽东在建国前夕七届二中全会的总结中首先就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重申了以下观点：一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即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二是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学生，学习和继承他们的思想，我们对马列主义的运用和发展是要“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做好”，“是一个国家的经验”，不要“把毛与马、恩、列、斯并列起来”。[12]（P259—260）列宁也曾经说过：“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13]（P370）据此，党和毛泽东创造性地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就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来说，始终体现了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普遍真理就是要消灭资本主义，消灭剥削，实现社会主义，离开了这条普遍真理就谈不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那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而不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今天所要走的道路，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不同形式，从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公私合营到全行业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实现列宁设想过但未能实现的和平赎买的办法。实践证明，走这条适合中国特点的道路，不仅生产没有受到破坏，而且得到了发展，既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教育了资产阶级。这是毛泽东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原则所取得的胜利成果。随着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党和国家今后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党的“八大”及时分析了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为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而奋斗。

搞建设同过去搞革命相比，是一个更困难、更陌生、更缺少准备、更难以完全预料的任务。从中国长期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状态看，要改变底子薄、人口多、科学文化水平低的状况需要很长时期才能实现，对于改造自然和发展生产力来说，更不能满足于同自己的过去比，同落后的水平比，而要同国际的先进水平比，同世界的发展要求比，而且在长期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变化极为复杂多样，新事物更加层出不穷，突如其来的事件越发难以预料，对我们学习和应对的要求越来越高。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确实是“任重而道远”，像毛泽东在《十年总结》中回顾的那样：“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14]（P198）

为了深刻地认识这一必然王国，毛泽东早在“八大”召开前夕就一如既往地从调查研究入手，先后听取了中央三十四个部门的工作汇报，总结经验，提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调查是从既要学习、又要独创、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高度，以苏联经验为借鉴，力求从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大关系中，找到自己的道路。从毛泽东综合的十大关系看，基本上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关系，另一类是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外交等各种因素的关系。对于前一类各方面的关系，实质上都是以正确处理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为核心而展开的。这方面苏联虽有40年的经验，但长期以来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以致粮食产量长期达不到革命前的最高水平，市场上日用消费品数量不足，质量也较差，货币不稳定，满足不了人民的需要，直接影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长期存在的轻重工业比例失调的问题，说明他们只要工业化，忽视了人民的利益。而毛泽东则深刻地理解事物的辩证法，理解既要工业化、又要人民的一致性，提出要适当调整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从而更好地供给人民生活的需要，更快地增加资金的积累，其结果也必然会更多更好地发展重工业。对于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也必须用同样的道理来处理，要吸取苏联的教训，结合我国的特点使它们各得其所。对于后一类，毛泽东是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甚至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出发的。他鉴于苏联的经验教训，提出要兼顾各方面的利益，不要只顾一头，要处理好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国家同农民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等等，认为有两个积极性总比一个积极性好得多；毛泽东还认为，对于社会生活中的消极因素也要努力作转化工作，对待反革命要区别对待，要采取谨慎稳妥的方针，使他们中的大多数能够有不同程度的转变；对待人民内部犯错误的人，要在分清是非的基础上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允许他们继续革命，革命总是多一些人好，好意对待犯错误的人，可以得人心，可以团结人。毛泽东在这篇讲话的最后从中国和外国的关系中又一次提出学习的任务。“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这样的学习态度，是党长期坚持的一贯方针，而在建国初期学习苏联的问题上更有特殊意义，对斯大林的评价尤其具有关键性。毛泽东在这里以一贯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勇气和解放思想的科学态度，既顶住赫鲁晓夫掀起的全盘否定斯大林的逆流，又肯定他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同时也实事求是地分析斯大林对中国革命做过的一些错事。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历史又掀开社会主义新篇章的关键时刻，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上，又一次把问题归结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则，无疑具有继往开来、不同寻常的深远意义。

《论十大关系》的问世，为全党树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新风。它是社会主义时期贯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优良传统的继续，也是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作出系统探索的新起点。从这篇文稿写成后不到一年的时间看，毛泽东继续对社会主义进行探索的精神与锐气始终不减，主要以三个问题最为突出。一是反复强调中国的经验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必须和中国实际相结合，从结合中找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和建设道路。毛泽东在“八大”的开幕词中也是这样总结的。二是用上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则加强党内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吸取历史上主观主义特别是王明教条主义错误的教训。“过去的王明路线，实际上就是斯大林路线。”[15]（P120）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和后来的右倾错误都是从斯大林那里学来的。延安整风批判王明路线，“实际上也是批判斯大林和第三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问题上的错误”[15]（P121）。三是关于中国的前途，毛泽东明确指出是搞社会主义。他是从唯物辩证法世界观和居安思危的高度看待未来的，“矛盾是永远存在的，一万年以后还是有的”。“有人以为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国家十分美好，没有什么坏的东西了，这其实是一种迷信”[15]（P66、65）。同时他又指出犯错误是难免的，“错误往往是由于经验不足造成的，马克思主义总共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错误是一定会犯的，各个国家的革命和建设都会发生错误。中国将来也一定会犯错误”[15]（P66、65）。“要预防将来”，“腐化、官僚主义、大国主义、骄傲自大，中国都可能犯”。“十年、二十年以后就危险了，四十年、五十年以后就更危险了。”[15]（P124）

毛泽东正是在对上述三个问题深入思考、反复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又一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条件下面临的诸多矛盾，分析这些矛盾的性质和作用，制定解决这些矛盾的方法和方针，从理论上说，当时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值得注意的是，以一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而著称的斯大林与苏联理论界的权威人物长期以来宣传社会主义社会无矛盾、无冲突的观点，把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结为精神上道义上的一致，把批评与自我批评视为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针对这些观点，毛泽东认为“没有矛盾的想法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天真的想法”，“许多人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因而使得他们在社会矛盾面前缩手缩脚，处于被动地位，不懂得在不断地正确处理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将会使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统一和团结日益巩固”。当然，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有相同的方面，也有根本不同的方面，就相同的方面看，其基本矛盾都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就不同的方面看，矛盾的性质和情况都是根本不相同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那种矛盾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而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论述，是一个极其深刻、富有现实针对性和深远意义的创新理论。就中国当时的情况来看，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未完全巩固，多种所有制还同时存在，毛泽东认为我国的基本矛盾是“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社会主义就是在不断调整、不断解决矛盾中前进的。就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情况来看，这一重要理论又为党中央多次重申，并成为改革开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理论基础，为进一步揭示社会主义发展规律提供了锐利的理论武器。

这一著作的划时代贡献就是根据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基本建立的情况，及时指出我国政治生活发生的重大变化，即革命时期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必须划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政治生活的主题，向全国人民展示了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的历史使命。毛泽东以他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理论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既错综复杂又十分清晰的社会主义蓝图，为深入认识社会发展规律和更好发挥人民主体地位指明了方向，开辟了道路。从这里也可以看到，用发展着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对我国社会主义事业有多么重要，而背离这一原则，如著作在公开发表前加进的有关阶级斗争很激烈的某些不协调的论述，对我国社会主义事业所带来的曲折、损失以至倒退，又是何等严重。理论上未能坚持彻底性和一贯性，正是这部著作存在的局限性与不足之处。

这部著作的突出贡献还在于以创造性地阐述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理论为基础引出一系列富于中国特色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首先，在中国作计划、办事情、想问题，都需要从一个最大的客观存在出发，从当时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无论粮食问题，灾荒问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各种爱国力量的统一战线问题，少数民族问题，以及其他各项问题，都需要采取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绝不可以嫌人多，嫌人落后，嫌事情麻烦难办，似乎人越少越好，圈子越小越好，这是不符合社会主义博大胸怀的，也是不符合中国实际的。其次，根据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各种矛盾的国情，根据国家迅速发展经济文化的迫切需要，党在文化艺术和科学领域必须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应当保持慎重的态度，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对待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问题，对待精神世界的问题，也只有采取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才能真正发展正确的意见，克服错误的意见，才能真正解决问题。第三，我国存在着代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党派，是长期历史发展的具体条件的产物，也是它们和共产党之间具有长期共存与彼此监督的政治基础所决定的，因此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是适合中国国情的，也是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第四，从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穷国这一很大的矛盾出发，我们必须长期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这是一个有重大经济意义、政治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方针。第五，我国要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强国，必须解决工业化所需的原料、市场和资金问题，正确处理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关系问题。因此，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兼顾工业发展和人民生活，将是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的道路。

毛泽东在建国后短暂的七年间，以他的光辉著作《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奉献了两部密切联系而又各有特色的姊妹篇，它们是社会主义时期的“矛盾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基础，为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的结合，为贯彻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一致作出了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