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4）

四、开拓“新路”和进一步发扬民主

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一方面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集体，殚精竭虑，日夜操劳，另一方面又往往事与愿违，困难与曲折总是接踵而至。其中，有的是由于对客观经济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所致，有的是由于对敌情估计过于严重、阶级斗争扩大化所致，有指导方针上的严重失误，也有党内民主生活遭到的严重损害。这些都促使毛泽东去思考一条符合中国国情、较少曲折、避免重大失误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对此，我们不能不重提一段十多年前的往事，1945年7月来延安访问的黄炎培等人在同毛泽东交谈中曾提出过一个问题。黄炎培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16]（P609—610）毛泽东面对社会主义的曲折发展，回顾他说过的已经跳出周期率、找到新路的回答，自然会感到民主的极端重要性及其沉甸甸的分量，他当然知道列宁关于“社会主义不是按上面的命令创立的”，“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17]（P52—53），而“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它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18]（P168—169）这样一些掷地有声的精辟论断。可以说，毛泽东决意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来改变当前曲折发展的状况是由来已久的考虑了，于是1962年初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规模巨大的七千人大会也就应运而生了。

这次大会以总结经验教训、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为主要内容，诚如毛泽东指出的，中心是讲一个民主集中制的问题。民主集中制有两方面的要求，一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先民主、后集中，二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只有集中各方面的智慧，才能使群众的积极性有共同的目标和认识，民主才能围绕最主要的问题而充分发扬。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领导同群众相结合，是贯穿会议的基本精神和基本方法。

毛泽东对于这次会议当然寄予厚望，尤其是他刚刚提出要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使1961年成为“调查研究年”和“实事求是年”之后，多么希望这次会议能够更有针对性地对过好民主生活起到进一步动员的作用。为此，他首先改变了会议的规模和形式，决定从中央到地方直至基层的负责人均直接参加会议，“一竿子插到底”地参与总结和讨论，普遍地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最大限度地减少中间层次的梗阻和障碍，有利于上下直接交流和沟通，为执政党的民主生活开创了新形式。其次，他针对与会的各级领导干部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怕群众，怕群众讲话，怕群众批评的态度提出意见，提出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怕群众的道理呢？我们的态度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第三，他还针对一段时期以来，政治运动中有不少干部受到下降和调动等处分的情况提出，不论这些处理正确与否，都是有益处的，可以锻炼革命意志，可以调查和研究许多新鲜情况，增加有益的知识，他以大量历史事例证明，许多贤圣的不朽贡献往往是身处逆境、艰苦奋斗的结果。第四，针对某些党委内部民主空气不好，以第一书记个人独断来代替党委集体领导的状况，毛泽东认为这种“一人称霸”、“一言堂”的局面必须改变，一定要让人讲话，实行民主集中制。第五，毛泽东在讲话中反复强调要正确对待错误，一个人犯了错误，只要他真心愿意改正，只要他确实有了自我批评，就要表示欢迎，不要有这样的空气，似乎犯不得错误，一犯错误就不得了，从此不得翻身，应当帮助那些犯错误的同志认识错误。第六，毛泽东在这次会上带头作自我批评，检查自己的不足与失误，主动承担责任，表示凡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应当说，上述各点突出反映了毛泽东开好这次会议的决心，也反映了他在会前所进行的细致的摸底和调查工作，他针对与会者的不同特点、不同倾向和问题而提出的不同要求，是有的放矢、切中要害的，因此会议的主流是健康的、积极的、向前看的，会议的气氛是生动活泼的，比较好地发扬了民主。

这次会议对于执政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必须发扬民主的认识，结合建国后十二年特别是后四年的经验教训，有了新的提高和深化。一是从克服建设过程中的困难，正确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来看，主要依靠力量是人民群众，是靠广大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而调动积极性的最根本的方法是民主，是要让人民真正当家作主。所以毛泽东说：“克服困难，没有民主不行。”“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可见，发扬民主是克服困难的需要，是正确建设社会主义、克服主观主义的需要。二是从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来看，只有广泛的人民民主，政权才能巩固，局势才能稳定，才能最大限度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才能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可见，发扬民主也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需要，是站在最广大人民一边、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需要。把发扬民主提到建设社会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高度，这在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上是一项重大的理论创新。

毛泽东的讲话最重要的是联系民主革命的经验，把大家的认识引向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客观世界，进一步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他首先分析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现状，认为虽然干了12年，仍然还是缺乏知识，缺乏经验，在社会主义建设上，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他以自己为例，经济建设工作中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和商业就不大懂；农业虽懂得一点，但需要学习的方面还很多，像土壤学、植物学、作物栽培学、农业化学、农业机械，等等；对于农业内部的各个分业部门，如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等等，还有畜牧业、林业，也还有很多是需要弄懂的。他自认在这些方面的知识很少，生产力方面的知识很少，注意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他认为从全党来说，社会主义建设的知识都非常不够，调查研究也还没有形成风气，各行各业还缺少一套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加上建国初期经济建设上照抄苏联较多，创造性很少，缺乏独立自主能力。这些情况决定了中国这样人口多、底子薄、贫穷落后的大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进程不可能很快，需要经过长期的反复试验，从成功和失败中作出比较，深入学习，才能逐步认识客观规律，进入比较主动、比较自由、比较聪明的状态。根据毛泽东的估计，我国要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大概要花一百多年时间。这是一个比较符合中国国情的实事求是的估计，也是对以往那种不切实际、急于求成、夸大主观意志作用的左倾错误的纠正。

毛泽东这篇讲话的历史功绩是在清醒分析国情的基础上，又把全党的注意力重新引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重要的历史经验和思想原则上来。他在谈到今后一百多年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宏伟任务的时候，总是不能忘怀民主革命那段成功的经历，从1921年党的建立直到1945年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一共24年，我们全党的认识才完全统一起来，中间经过一次全党的整风，从1942年春天到1945年夏天，有三年多的时间，那是一次细致的整风，采用的方法是民主的方法，对于当时的民主革命应当怎么办，党的总路线和各项具体政策应当怎么定，这些问题都是在那个时期，特别是整风之后才得到完全解决的。毛泽东由此也总是想借助过去成功的经验来解决当前面临的更为艰难的任务。他提出：“为了这个事业，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且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从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认识斗争的客观规律。要准备着由于盲目性而遭受到许多的失败和挫折，从而取得经验，取得最后的胜利。”[19]（P32）为了坚定全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信心，他在这篇讲话中再次强调马克思主义这个真理是不可抗拒的，一定要相信它，坚持它，而要弄清楚建设社会主义的客观规律，就一定要下一番苦功，要切切实实地去调查它，研究它。要下去蹲点，到生产大队、生产队，到工厂、到商店去蹲点。要弘扬过去重视调查研究的好传统，真正做到情况明、决心大、办法对，为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国情两方面的正确结合创造条件、铺平道路。

毛泽东关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讲话和七千人大会的召开，围绕大会而出现的民主空气和会前会后制定的一系列甄别平反等政策措施，形成这一历史阶段的重要转变，使“文革”前国民经济得以比较顺利的恢复和发展。但是，好景不长，长期形成的左倾错误毕竟根深蒂固，积重难返，而身为全党领袖的毛泽东又已年近古稀，心力交瘁，对于毕生致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不论在理论和实践上都难以作出重大创新和重要举措，特别是他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错误日益严重、个人专断作风日益发展的情况，直接损害了民主集中制的思想，一场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的“文革”逆流也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如上所说，毛泽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的开创性贡献，是他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中，结合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两大时期的需要而提出的完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崭新篇章，是独具特色的重大理论成果。

这些重大成果突出体现了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开创性。它直接关系到如何认识中国革命特点和特殊规律的问题，关系到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发展方向和前途问题，关系到中国建党、建军、建国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如果没有毛泽东的伟大发现和理论创新，中国革命就可能在错误路线指导下继续在黑暗中苦斗，找不到正确的出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也有极大可能推迟下去，或者亦步亦趋地照抄苏联的模式。这些说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对于中国革命和建设具有彻底解放人民和彻底改变面貌的重大作用，其意义是不可低估的。正如恩格斯在谈到马克思一生的两大贡献时说过的那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也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使先前“在黑暗中摸索”的状况出现了“豁然开朗”，马克思在“一生中能有这样两个发现，该是很够了”，“即使只能作出一个这样的发现，也已经是幸福的了”。[20]（P776）从这一评论中不难看到，毛泽东毕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的贡献，使我们从黑暗中见到光明，一次又一次地进入“豁然开朗”的境界，他作为指引中国前进航程的舵手是当之无愧的。

这些重大成果也突出体现了理论内涵的丰富性和创新性。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总标题下，从中国革命道路、中国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从革命重点转向农村、在农民和红军中发展党员到加强党的思想建设；从党内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到延安开展细致的整风；从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特点与矛盾到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理论；从分析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到提出一系列解决矛盾的方针、路线和办法；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到力图扭转社会主义建设中左的偏差和曲折发展的情况；从倡导实事求是、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到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的精神贯穿一切；从马克思主义要中国化，中国实际要马克思主义化的相互促进中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结合，等等。总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大课题，大工程，大事业，大思路，是需要集中全党全国人民的智慧、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作深入研究的。

这些重大理论成果还突出地体现了理论的开放性和面向未来的精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项需要继往开来、与时俱进、永远坚持下去的事业。毛泽东的重大成果为这一事业的持续发展开辟了道路，他从来没有对中国的发展道路和前途描绘过终点和尽善尽美的境界，马克思列宁主义永远不会结束真理。中国人民在经历了“十年内乱”的磨难后，又终于在恢复和坚持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迎来了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成果——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走过了二十年，并迈步走向新世纪。历史表明，由毛泽东开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宏伟事业，仍将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作出理论创新。实践没有止境，创新也没有止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也没有止境。我们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要谱写新的理论篇章，既要发扬革命传统，又要创造新鲜经验，永不自满，永不懈怠，沿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大道阔步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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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    毛泽东传：1893—1949（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3]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5]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    毛泽东文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8]    毛泽东书信选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9]    毛泽东传：1893—1949（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10]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1]    毛泽东文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2]    毛泽东文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13]    列宁全集：第4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14]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5]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6]    毛泽东年谱：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17]    列宁全集：第3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18]    列宁全集：第2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19]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2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