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2）

二、以细致的整风巩固和发展更换思想路线的成果

毛泽东作为伟大的革命家和理论家，善于因势利导，乘势前进，及时提出更换思想路线的任务，要求根本丢掉保守路线，“换取”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毛泽东深知思想路线是贯穿一切的根本路线，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广大干部的工作和思想有“一通百通”的功效。他在突破敌人围剿、经历艰难长征到达陕北、革命转危为安的情况下，立即着手思想路线的建设，首先在1935年底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上根据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的形势，提出和民族资产阶级重新建立统一战线的政治策略，批判了关门主义策略，系统地解决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的政治路线上的问题；一年后又在遵义会议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了十年内战中两条军事路线的分歧，为这场大争论作出了历史结论，世系统地奠定了有关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战术的理论基础；也正是在梳理与总结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毛泽东看到一切分歧的关键在于哲学上的分歧，在于是坚持还是背离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只有从思想认识路线上、从世界观和方法论上进行剖析，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在到达延安后，博览群书，集中精力研究哲学，于1937年先后撰写了两部哲学著作——《实践论》与《矛盾论》，分别用辩证唯物论认识论的观点与唯物辩证法最根本的法则揭露了党内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这些主观主义的错误，从哲学上揭示了一条从教条主义错误影响下解放出来的科学的方法与思路。

毛泽东的历史功绩是创造性地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上把抽象的哲学用于生动的革命实践，围绕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论证和阐明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思想路线，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与工作作风来武装全党。他是以理论上的创新来迎接历史上的又一个转折——从国内革命战争向全民抗战的转折。在这一伟大的转折中，他把先前一贯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必须同中国国情相结合的原则，和他近几年来研究哲学中所作出的理论概括相结合，第一次明确提出全党要“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提出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或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则。这是毛泽东在1938年10月六届六中全会上，从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的历史责任提出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任务，又从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出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提出要把它们看作“行动的指南”，当成“革命的科学”，作为“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而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使马克思主义“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5]（P533—534）。可见，当时把中国化改为具体化并无实质上的差别，只是避开所谓民族主义的误解。后来，毛泽东还是在一些讲话中继续沿用中国化的提法，他在1941年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讲话中一方面重申“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另一方面又提出“只有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研究实际问题、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才算实际的理论家”，而“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教员，才算好教员”[6]（P374）等等。这就从问题的两个方面说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为全党从理论上概括了一条最根本的经验，普遍适用的“公式”和必须遵守的原则。

从1930年毛泽东提出更换思想路线的任务开始，到1938年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则，八年来的艰辛奋斗，为实现更换思想路线的任务，进行思想路线的教育，从经验的梳理与理论的武装上作了大量准备工作，成为毛泽东思想中最具有中国特色、最富于独创性的一项理论贡献。当然，毛泽东并不以此为满足，他认为不论就自己的学习还是就党本身的建设来说，都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要求还有差距，还有许多需要继续提高的方面。一是对中国国情的研究还要深化，二是还要以更加系统的革命经验来加强党的建设，三是要树立马克思主义学风来落实普遍深入地学习理论的任务。

要深化对中国国情的研究，就要凭借科学的工具。毛泽东在1939年初谦虚地说：“我的工具不够，今年还只能作工具的研究，即研究哲学、经济学、列宁主义，而以哲学为主。”[6]（P143）他在这里把哲学、经济学作为工具来研究，寓意是十分深刻的。哲学和经济学，自有它系统的科学内涵和完整的理论体系，但毛泽东研究这些科学，尤其是研究哲学的目的，是着眼于理论和实际的联系，是要从中找出研究实际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要把它作为工具看待的。这也正是恩格斯说过的，“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所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7]（P406）。毛泽东也正是根据这一精神在1941年写给中央研究组和高级研究组的信中说：“本组研究方针，以理论与实践联系为目的。”“关于实际方面的材料，请各同志看六大以来的文件”，“关于理论方面，暂时以研究思想方法论为主”。[8]（P171）这封信提出的要求，同毛泽东一贯强调的哲学作为世界观、方法论的普遍意义是完全一致的，同他一贯坚持以哲学来武装广大干部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的要求是完全一致的。这也说明，毛泽东致力于从哲学上论证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衷依然不改，他仍然一如既往地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工具和方法，去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

在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教育中，关键是要有系统的革命经验和理论成果作验证，作为这一教育的基本内容。而中国民主革命比较完整的经验，只有在毛泽东深入研究哲学、创作《实践论》和《矛盾论》之后才能总结出来。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明确提出要“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的中国共产党”，就需要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和“主要的法宝”，“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5]（P602—614）可见，毛泽东在当时总结的历史经验和新鲜经验，也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理解而提出的，是把中国革命的三个基本问题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项目而提出的。

1941年毛泽东为准备这场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中心的教育运动，作出了两大举措。一是把他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进行的农村调查汇集成册出版，并加写了序和跋，强调“出版这个参考材料的主要目的，在于指出一个如何了解下层情况的方法，而不是要同志们去记那些具体材料及其结论”。他认为调查工作之所以必要，在于离开它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就不能在复杂的环境中制定政策。他深有体会又满怀谦虚地说：“我现在还痛感有周密研究中国事情和国际事情的必要，这是和我自己对中国事情和国际事情依然还是一知半解这种事实相关联的，并非说我是什么都懂得了，只是人家不懂得。和全党同志一起向群众学习，继续当一个小学生，这就是我的志愿。”[4]（P18）这里旧著重印，往事重提，意在弘扬坚持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促进理论与实际的进一步联系，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教育运动作好准备。二是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这是一篇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有切肤之痛、充满革命激情的战斗檄文。报告通篇以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总结经验，揭露思想路线的分歧，提出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对待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报告对全党确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更自觉地接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则有极其深远的意义。报告成为整风运动的基本著作不是偶然的。

当然，思想问题的解决需要经历一个反复学习、反复认识的过程，绝非短时间或一二次集中批评就能奏效的。更何况这些思想问题涉及党内的路线分歧，关键人物又都是身居领导岗位的高级干部，支持者还有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而又远离中国革命实践的共产国际的某些领导人，其难度和阻力是可想而知的。《改造我们的学习》虽然措辞尖锐，批评严格，但报告在高级干部中并未引起强烈反响，宣传阵地也未予报道，报告的影响远未达到应有的要求。正如毛泽东在两年后估计的那样：“1941年5月，我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毫无影响。六月后编了党书（《六大以来》——引者）。党书一出许多同志解除武装，故可能开九月会议。”[9]（P630—631）这说明，从思想上分清路线是非，仅有5月的报告还不够，还要有学习党史、总结经验这一条，还要让历史文献来证明，还要把这些作为九月会议的内容来讨论。正如毛泽东在九月会议上指出的：“苏维埃运动后期的主观主义表现更严重，它的形态更完备，统治时间更长久，结果更悲惨。这是因为这些主观主义者自称为‘国际路线’，穿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是假的马克思主义。”这也说明主观主义在思想上的流毒较之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的错误更顽强，更难以克服，需要花更大的气力。而纠正它们的办法，毛泽东强调是“提高理论，不是降低马克思主义”，是“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是要全面贯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要求，既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又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6]（P372、373、374）九月会议在打通高级干部的思想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像王明那样坚持错误，扬言要争论到底，要到共产国际去打官司的态度顽固者受到孤立，成为“众叛亲离”的典型。这次会议为1941年冬全国各地高级干部的整风学习和1942年初全党普遍进行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准备了条件，起到了动员和示范的作用。

由于整风学习始终是在毛泽东亲自领导下进行的，学习内容和指导方针明确，时间充裕，进展有序，逐步推开，由延安推向各根据地，由高级干部推向全党，对于好的经验和成功范例能及时推广，把学习引向深入，对于一度产生的偏差和迷误能及时纠正，避免错误继续扩散。特别是这次整风学习从酝酿准备到正式展开，历时六年多，不仅在我党历史上是一次普遍解放思想、集中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创举，即使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也是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成功地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史无前例的创举。如果把这一创举同当时毛泽东的有关论述与中共中央的几个重要决定联系起来考察，其意义之重大和深远就更为突出了。1941年毛泽东为重印《农村调查》一书写了序言，随后他又为中央起草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上述文件倡导的一是向群众学习，甘当小学生的精神，群众是真正的英雄[10]（P790、791）；二是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是一个党性坚强的党员的起码态度；而反对的是在学习中不管实际只记条文的风气，是将学习马列主义原理原则与了解中国社会情况、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互相脱节的恶劣现象[5]（P361、362—363）。同时毛泽东又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说，从哲学高度提出“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毛泽东的这一精辟论断，既是对他自己和领导集体关于对待马克思主义态度的深化与概括，也是为全党投入整风学习提供的锐利武器。1943年5月，中共中央又不失时机地作出了《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共产国际的解散有利于正确解决党内高层领导思想路线的问题，有利于各国共产党更加民族化，也有利于中国共产党能够独立自主地按照实际情况去处理中国革命问题，有利于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促进马克思主义沿着正确的思想路线不断创新和发展，也有力地证明了中国共产党进行整风学习的必要性和王明以共产国际为靠山坚持错误的彻底破产。正如中共中央在支持这一决定的文件中所指出的：“中国共产党近年来所进行的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就是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11]（P23注3）

整风全过程，是一次极为深入细致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它以实现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核心，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毛泽东多年来为更换党的思想路线而作出的努力和成果，对党的思想路线的建设和历史经验的总结，对取得全党认识上的一致和团结，都是一项创造性的、极其细致的学习活动，其发展的结果必然是全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高度共识，也必然是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更自觉的选择。党的“七大”势所必然地把久经考验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是“众望所归”的结果，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立下了一座不可磨灭的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