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险明：准确把握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对象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对政治经济学理论既有的相关思想来源、认识框架、价值观取向、历史观倾向以及各种先定观念的拷问，是对新的政治经济学构建的前提或基础的反思，是在这种拷问和反思中对资本逻辑及其内在矛盾和发展趋向的科学昭示，其主旨在于“为了给力求阐明社会生产的真实历史发展的、批判的、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扫清道路”（马克思语）。这种批判是马克思唯物史观存在的基本形态，也是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形成的路径。所以，在马克思那里，没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确立、展开和深入，就不可能有唯物史观的构建和发展以及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的创立。同理，在目前的中国，没有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批判，就不会实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动静”的出场和昭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形成。那么，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批判何以能形成和发展起来？笔者以为，首先要明确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对象，否则，这种批判只能是“别处的回声”。

毋庸置疑，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具有方法论跨时空的巨大张力，对于我们发展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批判 （包括“对象”的确定）具有重要的启示，但它毕竟不能替代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批判。其主要缘由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由以展开的 “西欧场域”与目前处于全球化中的“中国场域”有所不同。仅就其客观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而言，在马克思当时所处的 “西欧场域”，资本逻辑开始占绝对统治地位（权力逻辑基本从属、服从于资本逻辑，经济社会发展不再受权力逻辑的控制），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已经形成了有规律的发展态势，以形式上的自由、平等、人权和法治为核心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随之初步形成。只有在这种场域中，才能有马克思对“资本逻辑”的科学批判。

迄今为止，学界不少学者往往在方法论上把目前的 “中国场域”与“西欧场域”混为一谈，故使得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批判对象变得模糊不清，从而导致这种批判无法发展起来。例如，在学界已发表的著述中，论及前现代性向现代性的发展，都离不开对人的依赖关系向物的依赖关系转变的考察，但目前中国既没有西方社会意义上的人的依赖关系，也不存在西方意义上的物的依赖关系。我们所看到的是：在中国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依赖关系和物的依赖关系杂交在一起，故由此衍生出来的人的关系既不是简单的人的依赖关系，也不是简单的物的依赖关系；由此产生的问题域既不是西方社会意义上的前现代性问题域，也不是西方社会意义上的现代性问题域。从方法论的角度正确认识这方面的关系和问题域，不仅有助于科学地把握当代中国社会特性及其发展路径，而且是确定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批判对象的一个重要逻辑环节。因此，在“中国场域”继承和发展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丝毫不意味着可以完全照搬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过程中的一些具体论述，而是要继承和发展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本精神。

笔者以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人经过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所确立的体制、机制、制度等都在一定发展时期中起过重要的历史作用，而且在历史的变迁和实践的发展中经历不断改革，从而为开启中国改革时代、推动经济社会迅速发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础。不过，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中国共产党面对领导重大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进程，完成执政使命，需要在全面深化改革时代背景下继续推进社会体制改革的实践进程。进而言之，在今天的中国，既存在资本逻辑的现实扩张，也存在权力逻辑如何更好地服务于维护与增进人民根本利益的现实问题。不可否认，任何国家都不能没有行政权力，更需要高效的行政权力，但如果权力不被关进制度的笼子，行政权力对社会管理扩张到无孔不入的程度，成为直接控制包括经济领域在内的整个社会的主体力量，那么社会经济运行就会被肆意扭曲。长此以往，整个社会发展进程由此很可能陷入特定的“路径依赖”。为此，党中央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实践中强调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以有效释放市场活力，激发社会创造力。所以，至少在可以预料到的将来，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对象应聚焦在权力逻辑与资本逻辑的互动关系上。只有确定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对象，这一批判才能够发展起来，从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实现有“动静”的出场，中国政治经济学也才能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崭新逻辑体系。至于在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批判过程中，如何科学昭示解决“中国问题”的逻辑和方法，这并不是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批判短时期内所能完成的任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