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庆朗：以全要素生产率引领经济新常态

“全要素生产率”，代表各种要素投入水平既定的条件下所达到的额外生产效率，是投入要素产出效率整体提升的结果。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指出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同时提出加快实施创新驱动战略，这表明我国要在新常态下把经济增长转到全要素生产率驱动的轨道上来，实现经济的提质增效升级。

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因素

195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索洛引入生产函数，将经济增长分解为资本要素、劳动要素和“被忽略因素”三部分的增长。被忽略的因素正是全要素生产率，即著名的“索洛余值”。全要素生产率通常由微观层面的劳动生产效率和宏观层面的资源配置效率两部分构成。从微观层面看，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要么靠提高资本劳动比，要么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因为资本的边际报酬递减，提高资本劳动比不可持续，所以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往往等同于全要素生产率。从宏观层面讲，通过资源重新配置，比如劳动力从生产率较低的农业部门转向生产率较高的非农部门，就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具体来说，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主要有三种途径，技术进步（技术效率）、结构转换和配置效率，相关因素的经济含义如下。

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它代表先进生产技术的生产前沿面整体向外移动，需要指出的是，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面对不同的生产前沿面。对于发达经济体来说，对应的是全球的生产前沿面；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对应的是本国范围内最有效率的生产前沿面。如果微观层面的企业努力将生产活动向既定最优技术方向靠近，就能带来技术效率的提升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结构转换。宏观层面技术效率的整体提升可以通过结构转换来实现。在产业层面，结构转换就是将资源要素更多配置到劳动生产率水平较高的部门；在产业内部，则是不断提高生产率水平较高的企业的规模和份额。

配置效率。对于给定产出来说，往往可以通过不同的投入组合来实现。不同的投入组合在技术上都可能实现最优，但所花费的成本则存在较大差异。其中，成本最低的组合能够获得更多增加值，由此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便是配置效率。

全要素生产率是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源

当前，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人口红利为基础的高投资、高出口拉动型的发展模式面临巨大挑战，供给端不足以支撑经济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第一，人口结构和劳动力供给状况发生根本性变化。2012年末，中国大陆15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为93727万人，首次出现下降，比2011年下降0.6个百分点；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速，劳动人口总量下降趋势在很长时期内将不可逆转。第二，工业化进程已进入中后期阶段，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二、三产业转移释放出的增长潜力已基本耗尽。而且随着第三产业比重的逐步上升，还存在降低整体生产率水平的可能，进而削弱未来宏观经济的增长潜力。第三，要素红利经过30多年的发展已接近消耗殆尽。此外，要素驱动模式也带来自然资源的大量耗费和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

分解GDP的增长，主要有资本的贡献、劳动的贡献和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纵观1980—2010期间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情况，劳动和资本对增长的贡献大约在60%左右，而全要素生产率对增长的贡献在40%左右。从这三个因素看，靠资本投资难以为继，因为没有一个国家长期用资本投资支持经济增长；同时，我国新的劳动力供给面临瓶颈，全要素生产率将成为新常态下可持续的增长动力。

根据亚洲生产率组织（Asian Productivity Organization，APO） 的测算，1995—2000年、2001—2005年、2006—2010年等三个时间段，全要素生产率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为35%、46%、36%；而韩国则分别为32%、38%、63%。美国、韩国的测算数据表明，经济发展进入相对稳定的成熟期后，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更加重要。新常态下，我国经济要完成增长动力的转换，从投资驱动、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如果我们不能着力优化产业结构和提升发展质量，经济就可能失速乃至停滞，并且极易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我国经济迫切需要形成全要素生产率的支撑作用，从而对冲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的下行影响，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