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汉字”的为人为事为政之道

近日，常常品味三个汉字，深切地体会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不夸张地说，人之生死贫富、事业之成败得失，乃至国家之兴衰存亡，都可以从中找寻缘由。

三个汉字之一：容。

容字，本身就是博大精深的典范。“说文”首先把容字解释为“盛也”，从宀从谷。“屋与谷，皆所以盛受也”，由此又有“受也，包函也”的意思。所以，“有忍，其乃有济；有容，德乃大”。又如像“容易”这样的词组，容字与易字相联系，其中也包含“有容即有易，不容即不易”的逻辑关系。正因此，《中庸》　有言道：“从容中道，圣人也。”

就为人、为事、为政而言，这个容字实在是太重要了。任何情况下，如果缺乏一种容的心胸，容不得差异，容不得异己和异见，一定是心虚理亏、体弱力薄的反映。当我们不能以一种容的心胸去看待世界的时候，也就与“盛”“大”“易”等态势不能相容了。反之，有容即天地宽，一容即大事了。我们常说，“和为贵”“和而不同”。要知道，这“和”的基础一定是“容”，有容才有和，非容也就不能和了。

三个汉字之二：度。

与容字比起来，度字既体现博大的视野，又凸显“放得出、守得住”的节制感。所谓张弛有度，正表达了这样一种深刻内涵。作为一个哲学概念，度的本质要义是表示既定对象的“质和量的统一”，是既定对象保持其质和量的界限、幅度。

度字的本来含义是“丈尺也”。这种尺度既可引申为规矩、规范，又可视为法度，所谓“节以制度”“制度在礼”。现在我们通常所提及的法度、制度等，都源于这个度字。

荀子有“度量分界”的命题。他说，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可见，在人的社会行为中，这个度量分界是极其重要的原则。

把握一个度，是任何一个人、一个组织乃至一个国家为人、为事、为政的基本原则和要领。但现在有的为官者不知有其度，忘乎所以，欲壑难填，完全忽视了度量分界，其结果便可想而知。还有另外一种不注意度量分界的情况。譬如说，在执行党纪党规中，一些党组织往往用“超要求办、加力度干、做给你看”的态度，把度的问题抛到脑后。典型的表现就是：你说不能滥发津贴和物品，他就把职工应有的福利也砍了；你说不能公款吃喝，他就连开研讨会符合规定的茶也不放了。诸如此类，实为度量分界不清所致。

三个汉字之三：类。

世界是复杂的，千差万别。类之精要之处在于，它能够把错综复杂、千差万别的事物理顺，以便于人们准确地把握不同事物的不同本质。所谓相同的事情相同对待，不同的事情不同处理，如此等等。类的思维是辩证法的基本要求。

仔细想来，我们现在一些事情之所以做得不够顺畅，大多与缺乏基本的类思维有关。社会恰似一个舞台，正是由于千差万别的舞台角色，才构成缤纷多姿的剧情。不同的角色有不同的表演，唱念做打浑然一体。可想而知，如果没有这种角色上的差异，那舞台也就不成其为舞台，戏也就不成其为戏。

类思维本身是一种智慧、一种复杂性思维。反之，那种把事情简单化、“一统化”以及整齐划一等，都是缺乏类思维的表现。在政治管理中，这种缺乏类思维的情况也不鲜见。就拿干部制度来说，同一级别的干部固然有其共性。但即便同一级别的干部，他们在党组织、政府组织、教学科研机构、企业等不同组织体系中，也是不完全一样的角色。恰恰对于这种不同角色的干部，我们还没有那种足够科学的分类管理。再如，我们希望用一种道德准则规范所有人的举止言行，对党政干部、对专业人员、对平民百姓甚至对小学生。这种用统一的管理标准和要求来对不同组织、不同对象进行管理的情况，似乎比较普遍。

综上所言，容、度、类这三个汉字，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多理念、智慧和启迪，可以使我们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风云和人间世态面前处事不惊、应对自如。任何一个人或者一个组织，如果具有了容的心胸、度的把控和类的思维，那么也就具有立于不败之地的坚实基础。

（作者桑玉成 为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上海政治学会会长、复旦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