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中的记忆 （2）

活动中，在一个明丽的上午，我们安排慕生忠来到了望柳庄。

望柳庄，是格尔木第一批建筑——青藏公路管委会招待所前人工栽下的第一批树苗。届时，已长成了参天的大树。看得出绿树掩映下的慕生忠是喜悦的，他对着我的镜头说，“当时我就说过这样的话：我们要在世界屋脊上开辟出一条平坦的大道，在柴达木盆地里建设一个美丽的花园！”——我想，这些目的你都达到了，现在该有胜利者回望自己成果时的那种自豪和喜悦了吧！

这是他的雄心壮志。在筹划修路的同时，慕生忠就决心在敦格线和格拉线的交汇处，建立一个进藏的枢纽中心。在和修路的先遣队到达传说中的“噶尔穆”时，面对着一望无际的戈壁滩，是他把铁锹往地上一杵，坚定地说：“我的铁锹插在哪里，哪里就是格尔木！”。——这实际上是格尔木建设的第一锹土；一个西部重要交通枢纽城市的建设，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在慕生忠游历望柳庄的过程中，一个中年汉子闯入了我的镜头。他跑上去紧紧握着慕生忠的手说：“将军，你来了，你来了？！”

我仿佛意识到了什么，问：“你们认识？”

中年汉子说：“我们认识，是老熟人了！”

他继续说，“我是工程六队的，跟慕将军经过了整个青藏线的修筑过程，现在西格办工作。”

说着，他拿起慕生忠的手臂，说; “那块手表还带吗？”

工作人员随即说：“已经不是那一块了。”

——很显然，这是一个当年拉骆驼进藏、后又参加了青藏公路修筑的驼工。拍到这一幕，镜头后的我想到了慕生忠曾说过的一句话：“修青藏线， 如果没有这些驼工我连修路的权利都争取不到”。我想到了在西藏自治区档案馆里看到过的一份电报，电报是慕生忠1954年3月29日发给西藏工委的。电文中说：

“关于修青藏公路之问题，主要依靠西北运输队全体干部和驼员自行加工而成，故无一定计划，亦不需要另调人员。此事张、范等均知，请询即可”。

可想，当年这条没纳入国家计划的公路，不仅没有钱，而且连修路的人也无法落实。如果没有这一千多人的驼运队伍，决策者们是怎么也不会同意慕生忠在高寒地区去修建这条路的。采访中，我感到慕生忠在驼工中的威望非常高。这种高威望，也许是来自于一条缰绳、一串驼铃与他们一同生生死死在大漠、泥沼、雪山、戈壁中的跋涉；也许是来自在生命禁区唐古拉山上顶风冒雪，他挥臂抡锤打下的那80下钢钎；更有可能是来自每逢施工最为紧迫时，慕生忠对他们编故事、定指标、亮绝招，软硬兼施的狡黠和决绝！

当然，慕生忠对驼工们也并不光是严厉。在把路修到拉萨的那一刻，慕生忠把才拿到手的由周总理批示的“修筑噶尔穆到霍霍西里段”的那30万元，随即差人去到拉萨、日喀则等地买成了手表，作为了施工的奖品发给了筑路员工们。这些来自印度、尼泊尔各个渠道的手表，自然也成了日后他被批判时“走私，动用筑路经费买礼品送人”的罪状。

这一次重返高原，慕生忠执意要到格尔木烈士陵园去看一看。当时的烈士陵园是格尔木城外的一片荒郊野地。坟茔冢冢，荒草萋萋。埋葬着从进藏开始到公路管理局初创时期以及在以后公路运输、格拉输油管线建设、架空通讯明线建设期间牺牲的烈士。这里有36人的合葬墓，有被风雨剥蚀的看不清碑文的无主坟头，更多的则是不同时期、不同原因来到格尔木而殒命在这里的普通人。  

慕生忠十分固执地告诉我，他修青藏线时，只有一个韩姓的驼工，因在唐古拉时患肺水肿不听他劝告坚持不下山而牺牲外，再没有死过一个人！——他到这里来，是要寻找一下和他当年一同进藏时牺牲的战友。由于来的仓促，也不知道他到底要祭奠谁，所以我们没有准备花圈，只是随身携带了一些绢带扎成的白花。老人独自在荒寂的墓园中默默地走了好几圈，似乎在寻找，又似乎在遐想。最后，他找到了一个无名烈士墓，止住了脚步，用颤微微的双手，静静的在墓碑上，摆上了几朵白花，神情凝重、怆然泣下！以后，这组镜头被许多纪录片和专题节目选用。当然，不同的编导赋予了这组画面以不同的、更多的说法。

（三）

慕生忠复出以后，三次回到了青藏线。这三次中他都没有忘却去一个地方——格尔木“将军楼”。

记得也是这个初夏的一个上午，天色有些暗，太阳不再朗照。我们一行人陪他来到了将军楼。他看了看他曾居住、办公过的一楼，又在慕家老十姑娘慕翠峰的搀扶下缓缓地登上了二楼。不知咋的，这几日兴致很高，颇为健谈的慕老将军此刻却是少言寡语、步履也显得有些迟滞。我们私下里议论，老人是不是有点累了？在二楼，他用手扶着过道砖石砌成的扶手，先是向楼下看看，后又抬眼向远方望去，像是进入了久久的沉思。

是的，这是格尔木最早建设的一幢楼房，修建于1956年的10月。其实，它的一层，是用格尔木当时自己烧制的砖石砌成的一排仿陕北窑洞式的五间平房，后来又在上面加盖了三间砖木结构的小房子，然后用一个明廊式的过道将这三间房子相连，这幢亦窑亦房亦楼的建筑就这样诞生了。它是格尔木城市建设的发轫，也是慕生忠决心建设高原、扎根高原的一个缩影。我想，仅就这些条件和设施，就是在当年也谈不上有什么奢华。但在千里荒漠之中，猛然拔地而起这样一个楼房，还是会显得十分乍眼和稀奇。据传这座楼原先并没有名字，但因是威凛严苛的慕生忠将军住宿和办公的地方，此后这里还先后接待过彭德怀、朱德、习仲勋、杨成武、洪学智等将军。所以就得到了一个名至实归的名字——“将军楼”。

在我的1988年的采访记录本中记录了这样一件事。1958年的国庆招待会上，毛泽东主席问幕生忠，“听说你在青藏高原住洋楼养狗熊？”，慕生忠一个立正说：“报告主席，住楼是表示我们要在那里扎根，养狗熊是因为那里没有文化生活。”主席听完笑了笑。1959年以后，青藏线传出了“将军楼”是慕生忠专门为接待彭德怀而修建的这样一种说法，这里成了人们回避和讳忌的地方。文革中，这里俨然又成了被批判的对象。多少个红卫兵小将在这里振臂高呼、口诛笔伐的清算这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余毒。

光阴荏苒、岁月如梭。今天的人们仿佛猛然意识到了“将军楼”对青藏线和格尔木这座城市的意义。三中全会后，楼的正中堂堂正正地镌刻上“将军楼”三个大字；2006年，这里又辟成了“将军楼公园”。 蓝天白云之下，绿树环绕之中，建起了高大雄伟的天路纪念塔、青藏高原的钢化浮雕和化剑为犁的意象塑像，昭示着这段非凡的业绩已经刻入大地的记忆；规模宏大的“青海地质博物馆”和“慕生忠将军纪念馆”，也使得将军楼和将军本人在岁月的沉浮中走进了历史，走进了人们的敬仰和缅怀。

在纪念馆落成之际，慕翠峰来电征询我的意见，是否要将老爸的将军服捐献给纪念馆，我豪不犹豫地说：捐！捐到那里，将军的东西才更能增添几分亮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