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中的记忆 （3）

（四）

在一天的时间里，我们陪同慕生忠将军去了“昆仑桥”和“万丈盐桥”。——老人延续了在将军楼时的沉默。在昆仑桥上我们问一句，他说一句，丝毫看不出有什么兴奋，更多表现出的则是沉思和追想。当然，他现在踏上的昆仑桥，是一座永久性的拱形钢筋水泥建筑，早已不是他和邓郁清用９根９米长的东北红松和少量的钢筋铅丝、在3天之内架起的那座了。来前，我做了些功课，粗粗的了解了昆仑桥的历史和邓郁清本人。所以拍摄时的询问，则有了更多的针对性。

邓郁清，青藏公路建设时期唯一的工程师，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为拍摄《西部没有雕像》和《问路世界屋脊》，相隔15年，我两次去到西安找他。这个在青藏线历史中怎么也避不开的人物，在现实生活中却极为难找，问遍了所有的公路和西藏驻西安的有关部门，我终于两次在不同的地方、但都是老城棚户改造区内的楼房里找到了他。

采访中我了解到，邓郁清和修青藏线的大部分干部和管理人员，在修完路之后几乎都没能再工作。以后历次的政治运动，把他们抛到了生活的底层，开始了被批斗、说清楚甚至是关进牢房以及往后漫漫的上访、申诉过程；不管是共产党的将军、老干部、还是旧政府留用人员、国民党的起义将校，他们生命里最为值得夸耀的和在建国以后个人主要的工作成就，都集中在了青藏线，不知道这是种悲哀还是件幸事。

邓郁清是典型的旧政府留用人员。这个出生在福建上杭的青年，也曾有过“实业报国”的理想。他从小家境很苦，是随哥嫂长大。中学毕业后，只身去了广东。他先是考上了美术专科学校，后又转到在漳州的福建龙溪师范专科学校学习土木工程。由于他八岁丧母、九岁丧父，没有太多的牵挂，毕业后自愿要求来到大西北，开始了他和西部公路纠缠不断的情结。1943年，他以“计正”的身份(相当于现在的工程师)参加了马步芳修建的从西宁到玉树的青藏公路。

马步芳打赢了由西藏亲英分子发动的青藏战役后，为避免此类事件重演、强化自己对玉树地区的管控，他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开始了西宁至玉树名为“青藏公路”的修建。1938年，道路只整修了西宁至大河坝的289公里便道，便停了工。 1943年，在抗日的烽火中，国民党政府又严令他继续向玉树结古镇修建，邓郁清参加的就是这段公路的建设。

按说这条路当时还是有着接受苏联援华物资和通西藏驱逐英帝国主义势力的积极意义的。邓郁清的一只眼睛就是在这个工程里被炸坏的。然而，对他最大的伤害，还是因工程开工后不久，美国人就替英国人说话，劝国民党政府停止修筑此公路，以保证英国人在西藏的利益。因而，工程匆匆下马，钱被军阀马步芳几乎全给昧掉了。邓郁清和众多的工程技术人员只领到了3个月的遣散费，各回东西；一路艰辛、经费拮据。半路竟有工程技术人员因养活不了家眷而自杀的。而他则无家可归，只好又留在大西北，时而在青海，时而在甘肃，继续他和西部公路的不解情缘。

解放后，像邓郁清这样年富力强、有西部筑路经验、又能吃苦的工程技术人员成了“香饽饽”。解放军从西北方向进军拉萨时，他被特别从西北公路局借调了出来，一路跟随范明和慕生忠边进军边勘探，为能否定从“黄河源、曲蔴莱、玉树到黑河”修筑一条支援西藏的公路，给军委写了个不可行性的论证报告。

一路上，他享受的是团级待遇吃中灶。到达拉萨后，由于对科技人员的重视，给他提了一级，可以和范明、慕生忠等一起吃小灶了。他告诉我，当时他只有30多岁，觉得和这些将军、老革命们一起吃饭不大合适。他连续两个月都不敢到小灶去，最后还是自己打了个报告要求仍到中灶去吃。

一天在拉萨看节目，张经武将军坐在第一排，邓郁清坐第二排。张将军转过身来跟他说，“你就是那个工程师吧，你的报告我看了，我们研究后，仍决定让你去吃小灶。”这时邓郁清激动地站了起来，连连表示感谢。

关于加入党组织的问题他也是这样想的。1954年，就有同志要介绍他入党，可他却认为革命成功了才想到要入党，这不是有投机的嫌疑吗。在拉萨，范明也曾批评过他，“你到现在都没有一份入党申请书，你要混到什么时候呀？”57年他写了份申请，但，“反右”很快开始了，他入党的事就再也没被提起过。

在他家里，我看到墙上挂着他和西北进藏司令员范明将军紧紧握手的画像；他还拿出了第一次进藏时，他在海拔4000米以上采集的一些植物标本给我看。这些保存了半个世纪的花花草草，很珍惜地夹在一些透明的胶纸中，造型袅娜多姿、娉婷玉立，可以看出他早年的美术功底。当然，最能体现他美术功底的，还是修筑青藏线时，他用苏联DF——135相机拍下的那些施工时的照片。这些照片，构图准确、曝光得当，是这个伟大历史事件的忠实记录。这些照片，我大部分都用在了系列片《西部没有雕像》和《问路世界屋脊》中，也正是这些照片，使我了解了青藏线修筑时的艰辛，同时也更加认识了慕生忠这个人。

如一张最早期昆仑桥的照片，使我见识到了这座传奇木制桥梁的原貌。据说，在我把它用到系列片《问路世界屋脊》之前，很少有人见过这座桥究竟是个什么样子。特别是近年来，受责任和兴趣的驱使，来青藏线挖掘这段历史的作家、记者和社会自由撰稿人很多，他们更是只能在有限的文字描述中去想象这座桥的样子。

拿出这张照片时邓郁清对我说：“慕生忠命令三天内必须通车。三天内不通车，前面工人就会饿肚子怎么办？他把他的警卫员留下，说‘你照顾邓工的安全，给他做饭’；警卫员不放心他，他却对警卫员说‘他比我重要！’他一个人别了个枪就往前走了。

“在落成试通时，装满粮食的十辆十轮大卡，依次停在了桥边。有人提议，能否把粮食卸下来再通过，以免发生不测。慕生忠说来不及啦，就这样过！“

邓郁清说：“那我就坐上了第一辆车。我想如果出现了桥塌的问题，我就连人一块‘交待’了。这时，慕生忠一把把我从车上拽了下来，自己却上了车。说：你前边指挥，开车！。开第一辆车的司机叫徐云亭，我就对徐云亭说，你一定要招呼好，不能快，也不能慢，也不能停。我跑到桥对面趴在地下，把手摆一下，他就走一下；摆一下，他走一下。车过去以后，所有的工人把锅碗瓢盆都拿出来敲敲打打，我们三个抱在一起就哭起来了！”——说到这，邓郁清老人居然又老泪纵横啦。

我把这一段视频编辑到了系列片《问路世界屋脊》中。在准备播出时，我请中央电视台一个名望很高的技术“大鳄”来帮我校正一下画面的技术指标。看到这里，他没说技术问题，却扭脸问我：“那时候的共产党人咋那么好呢！？”我一时不知该怎么接他的话，却分明感觉到了这件事在观众心目中的回响，应该是给共产党人和他们所坚守的那个信念，加分的！

看得出邓郁清一生是敬佩慕生忠的。他说：“我太佩服慕部长了。他是我解放后接触最多的也是最为敬佩的党的高级干部。他对我说：‘修这条路，钱多了不行。钱多了有人就光想着钱，不想干事了；人多了也不行，人多了给养就要得多，青藏高原没这个条件；工程师和指挥员也不能多，多了意见难统一。就你我俩个最好，决定了咱就干！’”

说着他拿出了慕生忠1954年写给他的亲笔信。信是以毛笔写成的，主要内容就是邀请他来修青藏公路、讲青藏线如何重要。同时，他也拿出了15年前我为拍摄《西部没有雕像》时写给他的信。我惊叹老人的有心和执着。同时也感叹，戎马一生、闯过无数艰难岁月的慕老将军，咋就有时间练就了这么好的一手毛笔字？！我那趔趔趄趄、踉踉跄跄的几个字往那儿一摆，这才真叫“相形见绌”！

回到家，我又翻阅了1988年对邓郁清的采访笔记。里面记载了这样一件事：1987年3月23日，重新复出的慕生忠到古城西安盘桓了一周。期间和邓郁清对杯长谈，说：修青藏线，我留了名，你吃了苦，我愧对你呀！

2010年底，我正在夜以继日地编辑系列片《问路世界屋脊》。一天晚上，突然收到一个电话，他自称是邓郁清的儿子，说，邓郁清突患脑梗，现在已经是弥留之际，但他嘴里还念念不忘您现在做的这个片子。想在临终之前一定要看到这部片子。电话中，邓的孩子问我能否给他快递一份，以了却老人的这份心愿？这时，我毫不犹豫地刻了个盘就寄了过去。几天后邓郁清的儿子来电告诉我：老人过世了。遗体告别时仪式上不停地播放着《问路世界屋脊》。这个饱经世纪风霜的“老青藏”以这种方式和他的战友们告别；这个“青藏线上唯一的工程师”以这种方式为自己的一生做了一个特殊的绾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