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马克思主义发出时代最强音（2）

2 边缘化、被冷落，马克思主义渐行渐远？

“一些学科研究和建设离开了中国实际，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不加分析地把国外学术思想和学术方法奉为圭臬”

主持人：学术界曾经流传一句顺口溜：“有的哲学研究者不好好说话，有的经济学研究者不说中国话，科学社会主义研究者没地方说话。”近年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取得了不少成绩，但马克思主义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已经造成了严重后果。

朱安东：在一些学科中，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同时西化倾向严重。马克思主义被认为是过时的理论，而把西方理论不加辨别地推崇为现代的、科学的理论，并在其基础上提出政策建议以指导实践；某些机构不顾国情引入并推行个别西方国家的学术评价标准、学生培养方案和教学大纲。

在一些学科的科研中，一些杂志只发表运用西方的概念、理论、模型和方法来进行研究的文章，少发或基本不发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进行研究的文章。而在一些学术和政策论坛上，各种用西方理论来分析我国和世界的研究不少，而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世界和中国的声音少见，马克思主义在这些论坛上“失声”。

有些大学的专业教学中，围绕西方理论开设的课程数量和课时数远远超过马克思主义的课程数量；一些教师直接采用西方原版教材或中文译本，拒绝使用中国学者编著的教材，更遑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学者编著的教材，马克思主义在某些学科教材中“失踪”；教师在教学中对西方理论较少甚至没有科学批判；在研究生招生的专业课考试中，西方理论所占比重远远超过马克思主义，甚至不考马克思主义的内容。

在这种背景下，在一些学科中，原来一些学习马克思主义出身的学者被迫转向西方理论的科研和教学，不少青年学生冷落马克思主义而选择西方理论。这可能带来两方面严重后果，一是导致在青年学生中西方错误思潮流行，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等倾向严重，偏离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培养目标；二是误导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以经济学为例，近年来中央每次有新提法，社会上就会有新自由主义的解读出现，试图影响中央决策和政策执行。而这两者都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不得不防。

孙熙国：马克思主义在一些学科中“失语”，具体表现为一些学科研究和建设离开了中国实际，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不加分析地把国外学术思想和学术方法奉为圭臬，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渐行渐远。一些学者的研究缺乏对中国问题的关照，无病呻吟，理论研究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不强。对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对党和政府的重大决策部署，对一些社会热点难点问题，对国内外重要思想理论动态，对我们正在进行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漠不关心，要搞所谓“纯学术”。一些理论看起来花里胡哨，表面上很热闹，但中看不中用，根本原因就是对当代中国社会实践中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缺乏足够的阐释力。

马克思主义在一些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中的“失语”必然导致在教材中“失踪”。本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可有些学科的教材中见不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子。一些人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解不深、不透，认为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写出的教材，只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说教，学术含量低，甚至没有学术含量。一些学者痛心地说，马克思主义在有些教材中已经到了全面失守的程度。

马克思主义在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和论坛上的“失声”紧密联系在一起。一个时期以来，个别学者以与马克思主义唱反调为时尚，把赞同和宣扬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视为无知、教条和水平低下。久而久之，在一些地方便形成了将马克思主义“污名化”的风气，致使一些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羞于承认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身份。

3 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空间缘何被挤占？

“出现这种现象，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问题，既有外来影响，也有我们自己的某些失误”

主持人：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状况与其研究者坚持什么样的世界观、方法论紧密相关。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三个“失”背后有着复杂的历史、现实原因。

韩震：出现这种现象，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问题，既有外来影响，也有我们自己的某些失误。譬如，过去一些“左”的做法，把马克思主义泛化，甚至用马克思主义代替具体学科，造成了马克思主义庸俗化，还引起了许多人故意远离马克思主义的现象。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管理经验，许多西方理论涌进国门，一波一波的“热”挤占了原来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空间，不少人总认为西方的理论优于我们自己的。再者，大学中的许多新兴学科往往最初就在西方国家出现，学科建设初期从借鉴开始，有些教材都直接来自国外，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进行立场重校和话语转换相对滞后。

孙熙国：从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角度来说，改革开放以来，受西方社会思潮的影响，一些人从心底里看不上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总觉得马克思主义仅仅是意识形态，不是科学，不值得研究。研究伯恩斯坦、考茨基是学问，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就不是学问；研究蒋介石和国民党是学问，研究毛泽东和共产党就不是学问。在社会大气候的影响下，一些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放弃自己的阵地，去研究别的学科和问题，荒了自家的地，去种人家的田。

郝立新：一是受世界范围各种思潮，以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于低潮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等人提出了“意识形态终结论”。到20世纪后期，日裔美国学者福山提出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将是“人类意识形态进步的终点”和“人类统治的最后形式”。20世纪末苏联解体，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运动受到重大挫折，“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的论调风靡一时。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自由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思潮的盛行，一些对马克思主义持有偏见的学者提出了“淡化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无用论”等口号。二是在经济全球化和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马克思主义面临来自实践和理论两方面的挑战。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土化的过程和意义的认识需要有一个过程，一些人提出“马克思主义是否过时”的疑问，有的人还得出了“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的结论。面对现实中的矛盾与困惑，各种思潮激荡，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生命力被遮蔽，有人产生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审美疲劳”，希望单纯从传统文化和现代西方文化中寻求医治“现代病症”的药方。三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准备不足、创新性不够，在应对挑战和满足社会需要方面还存在一定差距，例如聚焦和回应重大问题的研究不足，学术话语的构建水平不够，国际对话能力不强，大众化的程度和效果有待提高等。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马克思主义的“在场”和“发声”，导致了想“发声”而发不出声或发不好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