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初步中国化的历史贡献

陈独秀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位极其复杂的人物。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由于对陈独秀这一历史人物的政治定性固化及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有待恢复，针对陈独秀的学术研究成果甚少。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思想解放之闸门，实事求是又渐成学术研究的学风精髓，一些高校和科研部门先后成立了陈独秀研究专门机构；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一批收录陈独秀文章、书信和诗稿等资料的书籍解禁出版，尤其是随着90年代一大批联共(布)及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档案被俄罗斯解密，一系列关于陈独秀的学术研究成果呈现于世，陈独秀传播马克思主义及建党的历史贡献重新得到肯定。近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研究骤热，陈独秀在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积极作用也遂引起学术界关注。这诸多方面的研究成果相当丰硕。而本文则基于大量史料，通过对陈独秀促进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于中国、缔造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中国共产党并在逐步提高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国情认知水平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做进一步细化分析，突出陈独秀推动马克思主义初步中国化的历史贡献。

中共一大以后，以陈独秀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艰苦探索，至二大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初步中国化，从“初步中国化”也即初始阶段的、不完备的中国化视角审读陈独秀在中共二大之前宣传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贡献是本文的一个特点。

一、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为马克思主义初步中国化奠定了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初步中国化的首要前提是马克思学说传入中国。俄国十月革命之前，马克思主义就已逐渐在中国传播开来。但从传播学的角度讲，这一时期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介绍是零星的、片段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的真正广泛传播是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俄国十月革命促使了中国先进分子新的觉醒。在此之前，一些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先进的中国人羡于法兰西等西方制度文明的民主共和，开始打破旧统，高擎起“民主”“科学”之大旗，以图通过新文化运动唤起国人的思想觉醒，最终达到“建设西洋式新国家，组织西洋式新社会，以求适今世之生存”[1]148之目的。陈独秀是中国近代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尽管新文化运动仍以追求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为目的，但这场潮流激荡般的思想启蒙运动撼动了封建思想枷锁对国人头脑的禁锢，为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创造了思想条件。1917年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取得成功的俄国十月革命成为中国革命的宝贵镜鉴。十月革命以前在中国并没有人真正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真谛，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倏忽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由慢变快。1919年7月25日苏俄“代理外交总长”加拉罕发表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即通常所言苏联第一次对华《加拉罕宣言》。该宣言宣布废除与日本、中国和协约国所缔秘约，把旧沙俄政府掠夺中国人民的一切交还中国人民，废弃一切在华特权，并明确宣布放弃对中东铁路之一切要求。尽管《加拉罕宣言》是苏俄在政权未稳之时为稳定边境而采取的策略性的、后来并未兑现的措施，但《加拉罕宣言》无疑加大了中国人对苏俄的好感和对俄国革命的关注程度，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因此得到极大提升。之后许多怀救亡图存之抱负的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始把目光从西方转向近邻俄国，开始变师学西方为师学俄国，开始以无产阶级世界观审视中国，思考中国之命运。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马克思主义观就以此为形成之起点。经济、文化同中国一样落后的俄国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命力。中国社会许多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深入研究、学习，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作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热情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陈独秀是这些先进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之一。

陈独秀对俄国革命的关注始自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发生后。1917年4月1日，他曾在《新青年》3卷2号发表论及俄国革命的文章《俄罗斯革命与我国民之觉悟》，认为“俄罗斯之革命，非徒革俄国皇族之命，乃以革世界君主主义、侵略主义之命也”，故而表示“祝其成功”[1]197。俄国十月革命后，陈独秀在1919年2月9日发表于《每周评论》的随感《公理何在？》中，对被称为过激派的布尔什维克表达了同情；在这年4月20日发表于《每周评论》的随感《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里，陈独秀对十月革命予以高度评价，认为十月革命胜利后的布尔什维克政府若得英美两国承认，“世界大势必有大大的变动”，像18世纪的法国政治革命和20世纪俄国社会革命一样，尽管时人痛骂，“但是后来的历史家，都要把他们当做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1]381。不过此时的陈独秀对十月革命尚存犹疑，这年4月6日他在《每周评论》上发表的短文《纲常名教》指出已盛行了的欧洲各国社会主义的学说致俄、德和匈牙利成为共产党的世界，东方恐也马上流行这种风气。但认为这种风气一定传不到中国来，即便来了也可用“纲常名教”四个字轻轻挡住[1]373。原本对欧罗巴近世文明称羡有加、以法国资产阶级共和国为追求目标的陈独秀，由于作为“一战”胜利方的中国却在1919年巴黎和会上被美英法等帝国主义强迫接受新的丧权辱国条约，遂对英美法帝国主义所抱幻想破灭，渐转而拥护俄国十月革命。他1919年12月1日在《新青年》发表短文《过激派与世界和平》，比较明显地表示了对被列强污蔑扰乱了世界和平的过激派布尔什维克的赞同。

陈独秀任主编的《新青年》杂志原是新文化运动的主阵地，十月革命后，《新青年》渐成为五四运动之号角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新青年》刊载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关于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工人运动的文章多达130余篇。创办于1918年12月的《每周评论》前25期也由陈独秀做主编(自26期起由胡适接任)。1919年4月6日，《每周评论》第16期在“名著”一栏内刊登《共产党宣言》第二章《无产者与共产党人》后面属于纲领的一段译文，约1000多字，但标题是《共产党的宣言》。该刊为译文加注按语。按语指出这个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重大的意见，其要旨在主张阶级战争，要求各地的劳工联合。按语认为该宣言是表示新时代的文书。《每周评论》前25期初步介绍了社会主义思想，该刊和《新青年》一道为五四运动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新文化运动由文化建设运动转为政治运动的一个拐点，是中国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五四运动和十月革命共同催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同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创造了条件。而陈独秀堪称五四运动的旗手，毛泽东曾评价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2]，“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3]294。

继1920年3月李大钊、邓中夏、高君宇等十九人秘密组织发起我国最早的比较系统地研习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后不久，1920年5月陈独秀于上海发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邵力子、陈望道、李汉俊、戴季陶、俞秀松、沈玄庐、刘大白、沈仲九等人应陈独秀之邀参加该会，该会成员积极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这年陈独秀还主持出版了标志着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劳动节纪念号》(《新青年》专刊)。此间陈独秀在《马尔塞斯人口论与中国人口问题》《劳动者底觉悟》《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等文章中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的现实问题。而在1920年9月发表于《新青年》的《谈政治》一文中，陈独秀将资产阶级民主解释为资产阶级专政，并认为只有通过阶级战争争得劳动阶级的权力，才能避免“德莫克拉西”成为“资产阶级永远把持政权抵制劳动阶级底利器”[4]9。该文是陈独秀从一个社会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志。此一时期陈独秀还致力于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工作，他委托恽代英翻译考茨基的早期著作《阶级斗争》，嘱托陈望道全文译出《共产党宣言》并亲自和李汉俊校对译稿。陈独秀所做的这些工作极大地推进了当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大众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