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初步中国化的历史贡献(3)

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初步中国化的历史贡献(3)

摘要:陈独秀任主编的《新青年》杂志原是新文化运动的主阵地,十月革命后,《新青年》渐成为五四运动之号角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新青年》刊载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关于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工人运动的文章多达130余篇。创办于1918年12月的《每周评论》前25期也由陈独秀做主编(自26期起由胡适接任)。

三、顺应时代要求进行理论探索,初步开拓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新境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时代的要求,具有客观必然性。其客观必然性首先表现在马克思主义不是区域性的而是世界性的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在观察和研究全人类全世界而非仅仅是西欧的历史和现实的基础上创立的,它“是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理论概括”[7],其世界观“正确地反映了革命无产阶级的利益、观点和文化”[8]194,源于实践的理论升华的马克思主义具有超越实践本身的前瞻性,因而能够以其对时代的普遍性、本质性和规律性的把握去反思、规范和指导实践活动。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整个世界由资本主义社会转向社会主义社会大变革时代的理论,它所提供的是全人类解放和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坐标,所以它的基本原理具有世界性的指导意义,从而它可以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指南。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客观必然性还表现在中国革命的现实需要。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殖民掠夺,堵塞了中国资本主义正常发展之途;经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急剧暴露出来的西方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缺陷和制度弊端,也令企望以资产阶级新文化取代封建旧文化的中国新文化运动中的志士们倍感失望,“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起破了产”[9]。所以苦寻救亡图存出路却屡遭挫败的中国先进分子受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鼓舞与启示从各种社会思潮中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对世界历史发展大势及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较准确把握和历史的必然。但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主要是以苏维埃俄国为中介的。马克思主义在俄国与俄国革命实际和俄国民族文化相结合具有了俄国特色,那么“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经济文化社会等与俄国有异的中国的革命,如列宁所说的“无疑会比俄国革命带有更多的特殊性”[8]359-360,其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和文化特质相结合,也就是马克思主义需要中国化。而马克思主义恰好具有因时因地制宜的要求,如马克思恩格斯一再强调,《共产党宣言》“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10]15,但“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10]15。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有顺应时代要求的客观必然性,又有理论本身赋予的可行性。

实践的发展需要理论的创新作为先导。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幼年的党面临的是极其复杂的形势,在革命实践中遇到的种种理论困惑亟需加以解决,就如瞿秋白所指出的:“革命实践的需要,正在急切地催迫着无产阶级的思想代表,来解决中国革命中之许多复杂繁重的问题。”[11]因应中国革命实践的急迫需要,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作为一个长期动态过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可以划分为若干个发展阶段,而自中共成立至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初步飞跃的中共二大这一时期可视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始阶段,在此阶段中共早期主要领导人陈独秀在运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革命实践中逐渐深化了理论与实践关系的认知,初步开拓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新境界,从而成为马克思主义初步中国化的主要贡献者之一。

第一,中共一大以后,陈独秀逐步正确地把握住了马克思学说与中国革命之关系。中共成立后的次月,陈独秀给蔡和森回信指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底要义是告诉我们:历史上一切制度变化是随着经济制度底变化而变化的”[4]157,他进而提出“我们对于改造社会底主张,不可蔑视现社会经济的事实”[4]157,“我们改造社会应当首先从改造经济制度入手”[4]157,“创造历史之最有效最根本的方法,即经济制度的革命”[4]157。陈独秀对马克思学说与中国革命之关系的阐释,符合“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陈独秀1922年5月5日在于广州召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归纳出了当时中国人所最缺乏的马克思学说和行为的“实际研究”和“实际活动”两大精神,强调研究马克思之学说,“不能只研究其学说还须将其学说实际去活动,干社会的革命”[4]178。这就明确提出了将马克思学说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要求,而如果没有这个“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无从谈起。1922年7月1日在休刊前的最后一期《新青年》(第9卷第6号),陈独秀发表长文《马克思学说》,从剩余价值、唯物史观、阶级争斗、劳工专政四个方面根据自己的理解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较为翔实的介绍分析,这有助于幼年的中国共产党提高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水平。

第二,陈独秀在理论探索中逐步明确了中国革命的反帝、反封建目标和应联合的对象。1921年9月,陈独秀在他创办的《新青年》杂志9卷5号发文对即将召开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重新瓜分远东和太平洋地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太平洋会议(或称华盛顿会议)的可能结果进行预测分析时,基于资本私有制所必然产生的帝国主义时代列强借口自由竞争实行弱肉强食的认识,预测太平洋会议关于中国命运的结果必然要么是“中国或将被列强分割而压迫,或不被分割而受列强共同的压迫”[4]159。陈独秀还指出要摆脱帝国主义资本主义蹂躏,须有列强自身内被压迫掠夺的阶级即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和弱小民族携手努力世界的改造并取得成功[4]162。陈独秀的这一思想则是与1920年6月共产国际二大开幕之前列宁拟就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中要使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共同进行革命斗争去打倒地主和资产阶级之思想相契合的,为后来中共二大做出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和加入共产国际决定埋下了理论伏笔。1922年6月,陈独秀在《东方杂志》第19卷第15号发表《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剖析了“国际帝国主义压迫”“国内军阀扰乱”“政党萎弱”等中国政治现状,指出解决中国政治现实问题的唯一办法是“集中全国民主主义的分子组织强大的政党,对内倾覆封建的军阀,建设民主政治的全国统一政府,对外反抗国际帝国主义,使中国成为真正的独立国家”[4]188。这些说明了,与中国实际相符合的反帝、反封建中国革命目标已了然于陈独秀之视野。

基于目前中国正遭受“列强和军阀两重压迫”的新认识前提,陈独秀1922年6月15日起草《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并于两日后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该《主张》在点明中国共产党“无产阶级的先锋军,为无产阶级奋斗,和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党”之性质的同时,还按1922年初共产国际莫斯科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精神并采纳其前蔡和森关于“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中国工人应联络广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形成反帝国主义的革命联盟”[12]的建议及其他人相关意见,强调为了达到“军阀覆灭能够建设民主政治”之目的,“联络民主派共同对封建式的军阀革命”乃为“无产阶级在目前最切要的工作”,并认为国民党属于比较真的革命的民主派,可以与之及其他革命民主派、团体“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13]97-98。维经斯基(时任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主任)曾高度肯定这个“主张”,认为这是中共完全正确地掌握了以反国内军阀和帝国主义为宗旨的民主统一战线思想之标志[5]118。这篇文献与《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一道,集中共成立后至二大前夕陈独秀等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进行理论探索结晶之大成,是召开中共二大的理论准备基本完成之标志。

陈独秀此一时期的理论建树,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国情,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动力以及与世界革命的关系等问题,使马克思主义得以初步中国化,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作出了开拓性贡献。

陈独秀等人发起的倡导学习西方之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运动,给予受封建旧文化禁锢的中国人以重要的思想启蒙。俄国十月革命以后,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陈独秀接触、研究和认识了马克思主义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致力于宣传马克思主义并缔造了以马克思主义为信仰的中国共产党。他领导幼年的党积极投身革命实践和理论探索,在中国初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1922年7月在陈独秀领导下召开的中共二大首次提出了党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纲领和“民主的联合战线”策略并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章程。中共二大取得的一系列重要成果,特别是首次提出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纲领,是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重要结晶。党的二大把此前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探索成果也即马克思主义初步中国化的成果上升为党的纲领,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步飞跃,为后来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初步中国化过程中,陈独秀功不可没。

参考文献:

[1]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陈独秀文章选编:上[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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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9]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71.

[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1]瞿秋白.瞿秋白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311.

[12]张静如.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史:第一册[M].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07:130.

责任编辑:董洁校对:张少华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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