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初步中国化的历史贡献（2）

二、创建政党培养干部，壮大了马克思主义初步中国化之推动力量

中国共产党这一工人阶级先锋队组织的成立是马克思主义初步中国化的另一个重要前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一个谁来使其中国化的问题，历史雄辩地证明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肩负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担当，中国共产党始终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而陈独秀恰如毛泽东所评价的，“创造了党，有功劳”[3]294。毛泽东自认为他这一代人是陈独秀李大钊这一代人的学生，并说(陈独秀领导的)“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3]294，他肯定中国共产党是一些受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和五四运动警醒的人，由陈独秀及其周围的一群人集合起来才成立的政党[3]294。毛泽东对这一时期陈独秀贡献的评价是客观的，符合历史事实的。五四运动爆发以后，深为《新青年》和五四运动所感染的中国知识界逐渐形成了具有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知识分子群体，这一群体中的不少人如李达、李汉俊、陈望道、俞秀松、高君宇、何孟雄、张太雷、毛泽东、何叔衡、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阮啸仙等，先后成为各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活动者或共产主义小组建立的领导者。

1919年1月，陈独秀于《每周评论》上发表名为《除三害》的文章，认为中国政治得清宁之日子的前提是除去“军人、官僚、政客”三害。而除“三害”之途是社会中坚分子出面组织“依赖国民为后援”的“有政见的有良心的”政党，“扫荡无政见的无良心的依赖特殊势力为后援的狗党”[1]325-326。尽管这里陈独秀未能说清楚他意中政党的性质，但陈独秀的这些述论说明他较早地认识到了建立政党之必要。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条件渐趋成熟。陈独秀等人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积极筹备建党。十月革命后这一时期成为中国共产党思想和组织的重要孕育期。在这一时期，上海、北京、湖北、湖南、山东、广东及在法国、日本成立了8个共产主义小组，是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而陈独秀领导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在全国性政党中国共产党成立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最大。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在陈独秀领导下、在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完成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创办了《劳动界》(国内第一个面向工人的通俗刊物)《伙友》等刊物，有组织有计划地扩大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并注重向工人群众宣介马克思主义学说。1920年9月陈独秀在《新青年》刊文《对于时局的我见》，以社会主义者的身份表明对时局的态度，并声明中国的社会党(也即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也有当事者张申府回忆李大钊提议该组织定名为共产党，陈独秀无异议——作者注)要与绝对否认政治的无政府党及利用资产阶级政治机关和权力作政治活动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划清界限[4]11-12。11月，陈独秀草拟《中国共产党宣言》，阐明中国共产主义者的理想是要建立一个无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无阶级及阶级差别的共产主义社会；还阐明了分两步，通过第一步铲除现在的资本制度、第二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来创造一个新社会的中国共产主义者的目的；并且在分析阶级斗争现状的基础上指出了通过阶级斗争取得无产阶级专政进而实现共产主义的路径。这些工作为全国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成立奠定了一定的思想理论基础。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这一地方组织还通过多种方式推动各地成立共产主义组织，成为成立全国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发起者。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秘密举行(后会议转移到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进行)，宣告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利金(共产国际驻华全权代表)在1922年5月致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的报告中客观评价了上海小组和陈独秀在建党过程中的领导作用：“不仅因为它是中心组，而且也因为有陈独秀同志参加。”[5]88“中共建党之前，已建立的国内6个和国外2个共产党组织，都与陈独秀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6]因其在建党过程中的重要贡献，陈独秀被称为“中共创建的最大功臣”[6]实不为过。

肩负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使命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在以陈独秀为书记的中央局领导下积极投入实际斗争。1921年9月，由陈独秀、李达和张国焘组成的中共中央局将加强党的建设、发展党的组织确立为中共的首要任务。随着斗争的深入，并由于党组织积极出版发行书刊扩大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党的影响也逐渐增大，至党的二大前夕，党员数量已达195人。中共成立以后投主要精力于领导工人运动，并兼行领导青年运动和开始关注妇女运动、农民运动。1921年8月，中央局在上海成立了领导工人运动的第一个公开组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并相继在各地建立分部，领导掀起了中国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1922年5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陈独秀以中共中央局书记的身份出席并指导大会，大会宣告信仰马克思学说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中共成立初期党创办《妇女声》杂志，开办平民女校，“希望新成立的平民女学校作一个风雨晦暝中的晨鸡”[4]167，通过该平台宣传教育提高妇女觉悟、培养妇女运动骨干。这一时期中共中央总体上不甚重视农民运动，但亦有所关注，如1921年9月早期共产党员沈玄庐在浙江组织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新型农民组织——衙前农民协会；再如后被誉为“中国农民运动大王”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澎湃1922年6月回到家乡广东海丰相继发动海丰陆丰惠阳农民运动，影响甚巨。在斗争实践中，一批早期中共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素养得到提高。革命队伍的愈益扩大、素质愈益提高意味着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主体的不断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