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领科教领域的拨乱反正：1977年科教工作座谈会（2）

座谈会上科学家的呼吁

为倾听科教界的意见，了解科教工作的实际情况，打开科教工作的新局面，邓小平决定主持召开一个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他提出，座谈会要找一些敢说话、有见解，不是行政人员，在自然科学方面有才学，与“四人帮”没有牵连的人参加。按照邓小平的意见，中科院和教育部分别在各自系统找了吴文俊、童第周、严东生、王大珩、周培源、苏步青、吴健中、查全性、潘际銮等33位研究员、教授代表，其中年龄最大的是82岁的小麦育种专家金善宝，最小的是31岁的中国科技大学教师温元凯。

8月4日，科教工作座谈会在北京饭店召开，除了33位代表，还有中科院负责人方毅、李昌、武衡、童大林，教育部负责人刘西尧、李琦、李琦涛，以及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胡乔木、于光远、邓力群等人参加。

座谈一开始，邓小平就开门见山说：邀集这次座谈会的目的，就是要请大家一起来研究和讨论，科学研究怎样才能搞得更快更好些，教育怎样才能适应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要求、适应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要求。他接着说：这个世纪还有23年，要实现四个现代化，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究竟从何着手？看来要从科研和教育着手。一讲科研，就离不开教育。现在科研人员后继乏人。科研人员来源可以从生产单位直接选拔、培养，但大量的还是靠大学，特别是尖端科学和理论方面的人才。所以要把大学办好。但教育只抓大学，不抓中小学不行。好多知识，要从小学开始打好基础。像语文、算术、外文，就要从小学抓起。他还说：这几年“四人帮”对科学工作、教育工作，对各行各业破坏极大，对我们国家是一个大灾难。一定要花很大的力量，把损失的时间抢回来。可不可以要求教育革命5年见初效，10年见中效，15年见大效？邓小平鼓励参加会议的人员畅所欲言，有什么好意见都讲出来。发言可长可短，可以讲一次二次，八次十次，可以随时插话，把座谈会开得生动活泼。

复旦大学的苏步青首先作了发言，着重谈了科技队伍的建设问题。他说，“四人帮”对大学的破坏极为严重。王洪文的一个小兄弟在复旦大学胡作非为，说什么研究所是“派出所”，不让搞科研，把人统统“派出”去。复旦大学的数学研究所被他们搞垮了，设备调走，资料搞得残缺不全，几十名专业人员拆散了。我领导的微分几何小组有18个人，有的调走，有的改行搞采购，只剩下两个人。粉碎“四人帮”后，形势越来越好。有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要把科技搞上去，我们充满着信心。但是，也要重视困难。现在一个突出问题，是缺少25—35岁的人，是空白。老的很老了。40—50的人还有一些，也不多了。搞基础理论要靠青年人。二三十岁搞不上去，年纪大了就更不行了。为了解决科研人员的来源，苏步青认为，只要选拔优秀的青年，采取得力措施培养，有三四年工夫就上去了。

在苏步青发言时，其他人也纷纷插话，反映有不少科技人员学非所用，散在各处，应当采取措施，经过调查作必要的调整，做到人尽其才。中国科技大学的温元凯、中国医学科学院的黄家驷、武汉大学的查全性等提出，可以把1963、1964和1965年在高等院校学过几年基础课的人，挑选一部分政治思想好、年龄较轻、学习成绩较好的再加以培养。这比现在从头培养起要快得多，可以部分地改变最近这几年科研队伍缺少接班人的严重状况。

吉林大学的唐敖庆紧接着谈了我国科研工作与美国的三大差距：一是科学实验的手段，美国是20世纪70年代水平，而中国的高等学校的实验手段，比较好的也只是60年代初的水平。二是专业科研队伍的数量和业务质量，两国相差较远。美国的重点大学以很大力量放在培养研究生上。中国的重点大学也应该把更大的力量放到培养研究生上去。三是美国科研工作中，基础理论和比较远期的应用性科学研究所占比重比中国大。美国高等学校主要力量都放在这两项研究上。就全国来讲，这两项研究力量也占一半左右。因此，科学储备强，实际问题来了就解决得快。中国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必须加强这两方面的研究力量。

唐教授在谈到大学教育质量的问题时，与会者也认为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中科院上海硅酸盐所的严东生、有机化学所的汪猷和生物物理所的邹承鲁等认为，现在高等院校专业分的太细，再加什么“典型产品教学”，学生学的知识面太窄，零零碎碎，不成系统，到科研单位工作很困难。清华大学的何东昌说，“四人帮”疯狂破坏基础课教学。1972年还算是这些年来情况较好的一年，基础课主要是中学课程，全年只有一百多学时，也就是三四个星期学的大学课程；1974年，连中学的水平也达不到了，现在还有20%的人在学初等数学。工程物理系三年级学的只是普通物理，有的学生连中学学的牛顿定律也不知道。

在座谈过程中，邓小平插话说，要把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放到教材里去，把数理化和外文的基础打好。小学、中学的水平提高了，大学的情况就不同了。要做思想工作，把“臭老九”的帽子丢掉。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通过自学达到了较高水平的人，要研究用什么办法、经过什么途径选拔回来。这种人成千上万，要非常注意这部分人，爱护这部分人，千方百计把他们招回来上大学或当研究生。大学可以直接从高中招生。大学要办得活一点。有些青年成绩好，没毕业就可以当研究生，好的班也可以全班转入研究生。过几年后，大学要重点培养研究生。这样做，研究人员成长得快。这是个方针问题。这样出人才会快些。

8月5日座谈会继续。上午第一个发言的是中科院长春光机所的王大珩，主要是控诉“四人帮”残酷迫害科技人员的罪行。他说，“四人帮”胡说科技界的特务，像香蕉一样一串一串的。“四人帮”在长春光机代理人说什么“文化大革命前，光机所被走资派、叛、特、反所把持”，“敌人发展特务比我们发展党员还快”，“有些人这边参加共产党，那边参加国民党”；还说光机所有8条又粗又黑的黑线，什么美蒋特务的线，苏修特务的线。他们采取逼、供、信手段，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特务集团冤案，有216个人被隔离审查，有100多人被勒令进“学习班”作检查交代，有5个人被押至公安机关，被打死、逼死的有副研究员、工程师、工人、干部共10多人。

紧接其后的是中科院生物物理所邹承鲁的发言，谈话的主题是如何把科研搞上去。他说，28年来，我国科学工作的发展，总的说，速度不算是很快的。1956年制订科学规划以后，有一段发展比较快。分子生物学，国外是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我们那时也注意到了。60年代初期，我们做了不少工作，与国外先进水平差距比较小，而且还有很出色的工作，在世界上第一次人工合成蛋白质。这几年，由于林彪、陈伯达和“四人帮”的破坏，差距又拉大了。美国在生物化学、生物物理和分子生物学方面，有6种主要刊物，每年发表文章3.3万页。我们现在每年只有300页，仅及人家百分之一。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差距。因此要充分发挥现有科技人员的积极性，提高他们的水平，更应当千方百计保证科研人员从事科研业务的时间，至少要做到每星期有5天以上的时间搞科研。他还说，“文革”时期高校招生的方针应当修改。今后一定要有考试考查制度，审查主要由招生单位负责。特别是科研机构招收研究生，还应当征求担任导师的科技人员的意见。科学院应逐渐做到干部来源以研究生为主。

下午座谈会上的发言，有南开大学的杨石先和中科院计算技术所高庆狮。杨石先说，实现四个现代化，科学技术是关键，教育是基础。科学和教育一起抓，是非常正确的，二者有着很密切的联系。必须要有很强大的技术队伍，才能把科学技术搞上去。现在高等学校的科研力量占全国科研力量的三分之一，应当充分发挥这支力量的作用。在发言中，杨石先就如何把科学技术搞上去，提出了四点建议：（一）成立国家科委，统一管理和协调全国科学技术工作。各省、市、自治区也应当有相应的机构。（二）通过一定的方式选拔优秀科学人才。（三）要采取措施，把中年教师从繁琐事务中解放出来，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四）在中国驻美联络处设一个科学教育秘书，加强同在美国的美籍华人学者的联系。

高庆狮着重谈了如何调动和充分发挥中年科技人员的积极性问题，他说，四五十岁的科技人员，现在大都是科研机构里的骨干。尤其是在计算技术这些新技术领域，我们国家是1956年以后才发展起来的，有经验的老科学家比较少，主要担子就落在40来岁的中年人身上。要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有一些问题必须妥善解决。当前最紧要的是有三个问题需要解决：一是要解决思想问题。粉碎“四人帮”，大家感到心情舒畅。但是有些同志心有余悸，觉得过去满腔热情，想好好干一番，结果被扣了修正主义苗子等一大堆帽子，现在有点“看破红尘”，怕“冒尖”，怕当专家，免得今后运动一来首当其冲。二是要有组织措施。这些中年科技骨干，大都担负较重的研制设计任务或一定的业务领导工作。应当考虑让他们腾出更多的精力时间，发挥专长，从事基础研究，在科研上多作些贡献。有的人应当给他配备助手。三是创造必要的条件。有一些技术骨干，因为夫妇长期分居问题解决不了，陆续调走了一些。中年科技人员一般都有家庭负担，买书很困难。可否允许他们提出一定数量以内的书籍名单，由研究机构买来，较长期的借给他们阅读使用。

座谈会期间，邓小平不时插话。当有人谈到科研教学仪器设备破坏严重的问题时，邓小平插话说：高等学校科研教学仪器设备损坏的，有的要修复，有的要补充，有的要重新购置。当有人谈到业务人员改行的问题时，他指出：要进行大量调查，要克服“用非所长”，做到“各得其所”。在邹承鲁提到科研要全力以赴、保证时间问题时，他强调：你们提出保证六分之五的时间搞科研，前边要加上“至少”两个字。搞科研就是要全力以赴，七天七夜搞科研的，也要允许，也要鼓励。对于与会人员谈到的如何提高大中小学教师水平问题，他强调：大家提到大学的有些内容可以放到中学去讲，中学的有些内容可以放到小学去讲，这样不管是大学、中学还是小学的教师，水平就不行了。假如按新的课程，就有一批教师不合格，大家考虑到底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坚持两条腿走路，水平比较高的，叫做重点，重点大学、中学、小学。但是不等于非重点学校就不出人才。重点大学应当主要从重点中学招收学生。这样解决教师缺乏问题比较容易一些。教师自己要提高。在国外愿意回来的中国人，坚决请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