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卫波:领导方法蕴藏着成功密码(2)

张卫波:领导方法蕴藏着成功密码(2)

实行民主集中制,广开言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民主集中制,是“领导班子的根本工作制度,是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无论是民主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克服困难,渡过重重难关,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民主集中制的保障。党的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和集中的辩证统一,它既充分发扬民主,为民主决策、科学决策提供了基础,又实行正确集中,为党的决议、政策的形成和贯彻落实提供了制度依据,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鲜明特点。“执行民主集中制,一把手以身作则很关键”。作为领导干部,在实际工作中毫不懈怠地坚持民主集中制,是其必须承担的责任,也是一种重要的领导方法。

回顾党的历史,民主集中制的贯彻执行总体上是比较严格的,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既有发扬民主不够导致的主要领导独断专行的问题,也有正确集中不够造成的领导班子软弱无力的问题,相对来说,前者更为突出一些。”鉴于在民主集中制的贯彻执行过程中,比较突出的存在“民主发扬不够”的问题,甚至有时候“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因此,主要领导干部在决策的过程中,能否广开言路、集思广益,能否做到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就显得尤为重要。为了使广大干部养成民主的作风,毛泽东提出过很多有益的建议。他认为,各级领导干部,有责任听别人的话,应该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两条原则。他说:“我们不怕人家批评,我们是批不倒的,就是犯过路线错误的也不怕批评,也是批不倒的,只要有改正错误这一条就行。愈是不怕人家批评,愈是敢让人家讲话,给人家讲话的机会,人家的批评可能会愈少。”邓小平也主张广开言路,指出:“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现在党内外小道消息很多,真真假假,这是对长期缺乏政治民主的一种惩罚。有了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小道消息就少了,无政府主义就比较容易克服。”由此可见,能否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关键在于主要领导干部是否有容纳批评意见的气量。只有“广开言路,打开窗户”,广泛听取各种意见,集思广益,才有可能进行科学正确的决策,就像开“政治工厂”,“原料贫乏制造出的东西就不像样子,所以我们要收集原料。打开窗户就使原料有来源。”

除了广开言路,集思广益,领导干部还要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我们党能够依靠自身力量解决自身问题,靠的就是批评和自我批评。”正确的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不仅有利于修正错误,防微杜渐,而且还容易形成民主气氛,从而团结更多的人。延安时期,有些领导干部对于下级的批评,表示无法理解和接受,毛泽东对此进行了深入分析,语重心长地说:“下级对你们有意见,让他们统统讲出来,他们窝在心里的怨气吐完了,心情就舒畅了。你们把架子放下来,从实地向群众检讨反省一番,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就改善了。内部就更加团结了。”中共十八大后,习近平也多次强调“以整风精神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认为:“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是增强党组织战斗力、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有效武器。”的确,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面对各种批评,领导干部如果能真正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深刻剖析和检查自己,开展诚恳的互相批评,触及思想和灵魂,那么,其领导水平及其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无疑都会有一个大的提升。

深入调查研究,了解实际情况,进行科学决策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是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提出的。文中,毛泽东认为“调查就是解决问题”,“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延安整风开始后,毛泽东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中,再次强调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指出:“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要做这件事,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云等老一代革命家更是注重调查研究,要求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认为“调查研究是做好工作的根本方法”,“应该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去弄清楚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来决定政策”,呼吁“调查研究,实事求是”,“调查研究要有理论指导”,“要踏踏实实地、不抱成见地去做调查研究”等。这都有力推动了调查研究方法的贯彻落实。改革开放后,调查研究的领导方法被广泛应用于各个决策环节,成为科学执政的重要体现。在此基础上,我们党在实践中又进一步丰富了调查研究的方法和理论,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决策权”;“调查研究是做好领导工作的一项基本功”;“调查研究不仅是一种工作方法,而且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得失成败的大问题。”

开展调查研究的方法很多,其中,有几个方面至为关键,不容忽视。一是调查研究不要先入为主,本末倒置,而是应该先调查研究,然后再下结论,即“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只有蠢人,才是他一个人或者邀集一堆人,不作调查,而只是冥思苦索地‘想办法’,‘打主意’。须知这是一定不能想出什么好办法,打出什么好主意的。”二是调查研究一定要领导干部亲力亲为,不能委托他人代替,也就是说,“凡担负指导工作的人,从乡政府主席到全国中央政府主席,从大队长到总司令,从支部书记到总书记,一定都要亲身从事社会经济的实际调查,不能单靠书面报告。”这主要是因为直接与基层干部群众接触,“面对面地了解情况和商讨问题,对领导干部在认识上和感受上所起的作用和间接听汇报、看材料是不同的。”三是调查研究时,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切实抱着学习的态度去了解情况。如果调查研究时,“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同样,如果调查研究只是走过场,只看“盆景式”典型,“满足于听听、转转、看看,蜻蜓点水、浅尝辄止”,那么非但起不到好的作用,而且会“严重影响决策的科学性,妨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也损害领导机关、领导干部的形象。”所有这些都是调查研究过程中应该注意的。只有进行了深入的正确的调查研究,才有可能进行科学的决策。

责任编辑:蔡畅校对:杨雪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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