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论列强》看国际体系演变中的中国（2）

兰克的历史研究很大程度上围绕现代欧洲国际体系及其内在变化进行。他最关注其主要成员作为现代强国的兴起，并且特别致力于论述它们之间的能动关系。与此同时，他还对具体的历史作理论性思考和综合表述，强调国家主权观念的确立和民族与国家的自觉结合，是现代欧洲两项有决定意义的事态。国家主权观念的确立意味着国家利益成为国家行为的唯一实际指南，民族与国家的自觉结合使得国家利益的根本内涵转变为真正的民族（国家）利益。

《论列强》还强烈地展示了现代欧洲国际体系的关键性扩展，或者从另一个角度说就是俄国和普鲁士的强国化。到七年战争结束时，欧洲国际体系显然已经固定为英、法、奥、俄、普五强结构。巨型国家俄国和“暴发户”普鲁士分别在欧洲侧翼和中央崛起，这大大扩展了列强体系。不仅如此，它们的崛起还绝对和相对地削弱了法国和奥地利这两个传统的欧陆主要强国，从而造就了通过一个逐步的“拉平过程”而来的多极均势。五强结构倾向于动态稳定，以至大体上一直延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尽管其间经过了天翻地覆的拿破仑战争，并且经过了导致欧洲国际力量对比重大变化的德国统一，那在《论列强》发表近40年后才宣告实现。

全球视野下的不同图景与“洲级大国”的新兴优势

《论列强》和兰克的国际体系观有一项重要缺陷，尽管在他以前和与他同时代的国际政治思考者中间仅有极少数人才避免或接近避免这缺陷。兰克大致持一种狭隘的欧陆眼界，这使他不能意识到现代国际体系的某些关键性机理，并且较严重地限制了他对某些关键性历史事态的理解。他始终没有全然认识到，尽管欧洲大陆是动态均势，但是英国在大洋和海外的巨大的世界性优势，同时还有一个那个时代的雏形超级大国，拥有非常庞大的国家规模的俄国。在《论列强》发表时已经构成了一种潜在的严重的不平衡，而且这不平衡以后还将愈益发展。

在兰克那里，几乎看不到与欧洲均势体系共存的大洋霸权体系，或者称为海外霸权。兰克也不明白，欧洲均势体系并非如他所示，基本上只是循环的和内部自动平衡的。欧洲均势体系得以保存和更生还有赖于、并将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有赖于欧洲边缘和外部力量的介入，其长远后果是欧洲地位的相对衰落、非欧强国的兴盛和现代国际体系由此而来的重大变更。从这一历史过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赫然彰显的结果来看，几个世纪的现代国际关系体系贯穿着一种大均势机制，大于兰克及其以后几代绝大多数欧洲同行的注意力囿于其中的传统欧洲均势，特别是欧陆均势。这个大均势机制是欧陆均势得以几番更生的一大终极原因。因此，要真正在总体上感知和理解现代国际体系的演变，因而理解这500年的现代国际关系史，就需要有全球视野。

兰克狭隘的欧陆眼界有一种严重的政治后果，也是完全非他意料的不幸的政治后果，那就是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德意志民族的过头抱负，便利了德意志第二和第三帝国的帝国主义。从兰克的影响巨大的均势史范式出发，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思想界形成了一种异常突出的主流思潮，那就是强烈憧憬和追求至少与大英帝国并驾齐驱的世界强国地位。而被谈论得最多的主题，就是突破欧洲均势的狭窄限界，去造就足以制衡所有洲级大国的“世界均势”。当时德国大思想家马克斯·韦伯在弗雷堡大学的开讲演说中强调，德国统一若不成为其世界强国政策的起点，那就毫无意义。这些学者一致认为，德国的历史任务必须是将欧洲均势转变为一种包容全世界的均势。世界均势中的世界强国观念实际上以趋于极端的形态一直传至并且主宰了纳粹德国。

兰克之后，在探寻现代国际体系的常在机理和运动模式方面，有一项最卓越的创新性成果就是1948年在德国出版的《均势抑或霸权》，其英译本于1962年出版，书名改为《不牢靠的平衡——四个世纪的欧洲权势斗争》，作者路德维希·德约是20世纪德国最重要的国际关系史学家之一。他在一系列著作中对现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历程与德国的历史命运作了异常深刻的总体论说，登峰造极地体现了理论性的创造式宏观思考的理想特征。《不牢靠的平衡》揉合三项地缘政治关系理念，即海权对陆权、欧洲均势对海外优势、传统中等列强对侧翼超级大国，雄辩和发人深思地论说了四个世纪的现代欧洲国际权势斗争，实际上为杰弗里·巴勒克拉夫、保罗·肯尼迪和乔治·莫德尔斯基等名家的国际关系史理解奠定了相当大的一部分基础。

德约其实也等于在写一部《论列强》，同样从16世纪现代开端的时候写起，写到1945年，因为他活得比较长，看得比较久。德约揭示的16世纪开始往后近400年的国际体系机理和模式可以用两对概念来概括：第一对，欧陆均势与海外优势。第二对，欧陆均势与侧翼大国。它们与兰克的揭示大有差别，而这差别的根本原因，在于德约的全球眼界不同于兰克的欧陆眼界。德国在20世纪两番发作，要追求“世界均势”和世界强国地位，结果两番败亡。这一大动荡过程强烈地促使德约形成了一套与兰克不同的历史理解，这套理解特别涉及欧洲体系与全球政治的关系、欧洲均势的外来动能、德国国际地位的可能性限度以及“中等列强”本身的能量局限。德约的现代国际体系根本图景不是欧洲列强和欧陆均势，而是它们与另一类力量和构造的并存与互动，那就是具有最终的决定意义的侧翼大国和外部优势，特别是海外优势。

德约对现代国际体系史的根本理解之一，也是西利和麦金德这样的思想家洞察到的工业化世界之国际政治的根本趋势之一，主要就民族国家规模而言的“洲级大国”的新兴绝对优势，那是兰克没有预感到的。“洲级大国”的新兴绝对优势是现代国际体系演进史上的一大必然性，它涉及人口、自然资源、经济技术和地缘政治等几大方面的因素。虽然现代欧洲这一“中等国家”集群在很长时期里可以凭借广义的技术优势，包括在社会政治组织方式和基本思想方式方面的优势，弥补它相对于世界其他某些地区或社会的规模劣势，但关键在于技术是扩散的，而欧洲逐步失去显赫的技术优势，规模因素的作用随之突出起来。

美国在欧洲之外最早实现工业化，包括社会政治思想、社会形式和思想方式。俄苏可谓紧随其后，现代化与其庞大的人口在20世纪终于结合为超越欧洲的宏大国力。不仅如此，依靠超级规模的大陆扩张和领土集聚，这两个国家还拥有极为广袤的疆域和异常丰富的自然资源，它们与亿万人口一起，使之具备“洲级大国”独有的巨大规模优势。

“中国含义”：强国素质、有效制衡与可持续强国的形成条件

中国的可持续的崛起，不仅需要有一种关于在国际体系中的仅就力量或权势身份而言的“终极目标”。21世纪的强国目标需要有关于这身份的理论性、历史性标准，也就是能够经久的维持强国地位。我们需要明确中国已经具有了哪些强国素质，正在迅速接近哪些强国素质，还远不具备哪些强国素质，从而明了在这方面基本的努力方向。

《论列强》中的强国概念是：一国能够抗击所有其他强国，即使在后者联合起来的情况下，而不败亡。这一概念在现当代是国际体系内的这样一种国家。首先，要有较广泛存在的国外政治、经济和战略利益。第二，在各基本功能领域，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思想文化等，都拥有足够的比较均衡的总体国力，包含足够的中远程力量投射能力，在平时能够有效地维护这些利益，在战时可能有的逆境中能够抗御若干强国的暂时的联合力量。第三，被其他国家广泛地公认为有权利参与处理国际体系内所有重大的国际问题，连同足以严重影响其他多个国家的安全的国内问题。第四，一般情况下或往往与其他一些强国有起码的共同利益、共同国际价值观念、共同规范和共同国际运作机制，从而被认为是一个强国共同体的成员，不管这个共同体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第五，在国际体系的规范系统或体制的塑造和修改中，拥有至少基本上不亚于其他强国的显著作用，并且由此在其得益分布方面至少不处于劣势地位。

显而易见，以这些标准衡量，当今中国已有了伟大的发展和进步，但依然任重道远，依然需要长久努力。因为我们在上述每个方面都存在显著的差距，而且在其中多数方面，比如利益存在范围、足够和均衡的总体国力、国际体系规范系统的塑造和修改作用及其得益等，当今的中国同以上这些标准还是差距很大的。

经过兰克的《论列强》创造性地发展了的均势观念和均势思想，在其根本的内核上成为中国当代国际体系观和国际价值观的一个紧要部分。这个内核说到底，就是兰克所言“一个强国决不会让自己臣属于另一个强国的意向”。在国际体系内，尽管均势的塑造和维持通常代价非同小可，在间或的“决定性时节”甚至代价非常高昂，然而均势意味着至少主要民族国家共同体各自的独立自主，还有与独立自主休戚相关的几乎所有紧要利益和起码正义。

历来经典的均势定义无不强调均势指国际体系内国家间权势的一种分布方式，大致足以有效地阻止一个特别强大、并且意欲支配或统治国际体系的国家实现这支配或统治，以便确保国际体系各成员国，特别是各强国的独立生存。

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如何对待霸权觊觎国及其称霸努力，是现代国际体系中最大、最突出的问题之一。我们要本着“兰克精神”和“中国精神”，要强调历史在显示制衡的困难的同时还表明，保持国际体系内政治多元化、维护国家独立自主的最终也最具决定性的手段，是联合制衡特别强大并追求霸权的国家。如果一国在一定时期内必须采取补充性或替代性的战略选择，那也应当同时努力认识、开拓和培育有效制衡的条件。与此相关，比较具体的有经久意义的一条战略要则就是，中国要尽可能规避与美国冲突和严重对抗，同时从容地“侵蚀”美国的优势和权势，特别在亚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