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论列强》看国际体系演变中的中国（3）

如前所述，兰克没有预感到“洲级大国”的新兴绝对优势，但在全球眼界和处在工业化时代，特别是经过19世纪末期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新工业化时代的西利、麦金德和德约非常强调这一点。洲级大国是理解20世纪初以来国际体系和世界政治经济的主要关键之一，也是中国伟大崛起的依据之一。20世纪及其后的世界强国有其必需的规模条件，而且这个规模条件与广义的技术条件同等重要，但是更为难得。所谓更难得，既是指一个巨大的民族共同体的萌生、形成和发展需要历经多个世纪才能完成，一般比广义的技术扩散及其生根结果缓慢得多，也是指能够具备这样的规模条件的国家必然寥寥无几，远不及技术扩散可以达到的那般广泛。进一步说，中国的巨大幅员和人口尽管几乎总是中国相对艰难的一大缘由，但更重要的，这也是中国力量的根本源泉。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还是如此。可以说这是全体中国人和每个中国人最宝贵的永恒财富。也因此，保持中国这一巨型国家统一完整，并且稳定和平，不仅是最好的中国传统之一，也是中国未来成为真正的世界强国的最大依靠。

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可持久的强国？现代历史开始以来，有若干国家成功地达到并且经久维持了头等强国地位，另一些国家曾力求成为并且接近了头等强国地位，但终究“中途夭折”，还有一些国家虽然成功地崛起为头等强国，但只是昙花一现，迅速衰败。期望中的中国崛起当然是指第一种类型。就现代早期至今的世界史经典史例看，此类强国大致都是在其崛起过程中具有了下列所有各项条件的国家：

第一，实现重大的、甚至根本性的创新。在基本的生产技术方式、基本的社会政治组织方式、基本的政治文化思想方式以及基本的国际观方面的创新。

第二，享有历史性的重大机遇，包括世界政治经济的时代潮流性的变迁、前超级强国和其他若干强国的力量衰落和意志衰减、主要对手的大战略重大错误，还包括重大国际权势斗争提供的、头等的“被邀介入或干预”的机会。

第三，具备本国的“基础设施性”条件，包括足够的国家规模，即人口、幅员和自然资源；总体有利的地理位置和相应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战略裨益；适当的民族性格、政治文化基础、社会基础和政治体制基础；强有力和相对高效的国家机器；构建和发展前述两者的国内改革或革命。

第四，基本正确的中长期国家根本目标、“外交哲学”和大战略传统，充分建设、加强和动员本国的力量资源，做出关键性的战略机遇正确选择，大体奉行“战略集中原则”，避免敌手过多，避免与敌手的对抗过久过频，得到关键性的盟友，构建关键性的国际体制。

第五，赢得命运攸关的一两场“根本较量”。参照这样的世界史经验，将大有助于明了一系列属于基本方向性的问题，它们对中国大有意义。

中国崛起与世界秩序

世界秩序主要包含三项基本要素，即世界性的国际权势分布、国际规范体系和跨国价值观念体系，中国崛起与未来世界秩序的关系主要就是与这三项基本要素的关系。

16世纪以来的历史表明，国际体系界限的扩展与国际权势分布的变迁都导致了国际规范的重大演变。特别是，在现当代文明的历史进程中，欧洲国际体系在19 世纪的急剧扩展和真正全球性国际体系的出现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与之伴随的不仅有国际体系传统中心的衰落和侧翼大国的兴盛、非欧强国的大增生与其作用的大增进、非西方世界现代民族主义的大兴起及其对西方的成功造反，还有在所有这些新力量的交互作用下国际规范的深刻和广泛的变更。

就其根本维度而言，当今的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大概可以简约地概括为两大方面。第一，中国这个富有文化特征的巨型国家在政治、经济、外交、思想文化交往和人口流动等各个领域，以迅速增进的广度和深度介入和“缠入”外部世界，由此可以说已经并正在继续导致全球性国际体系的重大扩展——在其内涵丰富性意义上的扩展，包括在其界限意义上的扩展; 第二，“中国崛起”已经并正在继续导致国际权势结构的变化，它的长远效应越来越有可能是变更性的。按照常理和现当代世界基本经验，国际体系的广义界限如此重大的扩展，连同国际权势格局如此能动的变迁，势将引发国际规范演变。在其中，首先是当代中国的根本行为模式(巨型“贸易国的兴起”) ，然后连同中国的文明、文化、价值取向、国际政治观和国际规范意向，加上它们与中国以外这些因素的交流、融合、激荡、牴牾和协调，将决定未来国际规范的颇大一部分演变。这可能开拓国际规范史一个新的基本阶段。

在这里，要谈一下强国“精神独立”和对世界价值贡献的问题。中国作为新兴的洲级大国，是拥有优势的，而且从世界历史来说，这个优势对于中等国家来说是绝对的。我们仍然从兰克出发来谈论当代中国。真正的强国必然是“精神独立”的。兰克在《论列强》中强调，欧洲现代国际体系经一轮又一轮反霸大斗争而来的一次又一次更生，到他那个时代民族主义的勃然兴起和欧洲国家性质的民族国家化已成趋势。用他的政治哲学话语来说，“每个民族社会都必须被视为一个价值体，只有依据其各自的内在观念、内在状态和环境才能被理解，而不是依据一个实际上虚无的普世价值标准来判断”。中国规模巨大，历史悠久，文化厚实并富有特征，因而中国人几千年来几乎从不认为自己可以成为其他人的精神仆从。当代中国对世界、特别是世界政治和政治文化的最重大作用，大概在于中国通过自己在毛泽东领导下成功的革命，通过在邓小平与其后继三代领导主持下的改革和发展，向全世界极有力地昭示，西式现代化决非现代化的唯一形态。这是中国树立的在世界现代史上先前没有过的巨型范例，特别是向非西方世界的人民证明不要也毋须盲从西方世界，伦敦、华盛顿或莫斯科的经验或信条决不能代替自己的探索、发现和总结。

就此，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强调，与传统中国的主流思想和观念体系相比，也许毛泽东及其主要伙伴们的最大独特处，还有他们对中国思想的最大贡献，是在根本的思想方式上面的基于实事求是基础上的独立探索。毛泽东坚持倡导和教诲根据中国的特定国情和在这国情中的具体实践决定中国革命战略，坚决抵制将共产国际的革命普遍主义加诸于中国共产党。当然也拒绝中国传统的儒家世界观及其“方法论”的礼教普遍主义。他们的根本哲理，也是他们的最好哲理，与儒家的思想方法确有天壤之别。中国走自己的路，而且广而言之，各国人民也要走自己的路。各国人民的未来主要取决于各国人民根据本国具体情势的自主实践，谁也不能代替或主导各国人民自己确定本国的主要问题和解决问题的道路。

现代民族主义在中国兴起并愈益壮大，一个世纪来一直是中国现当代宏伟变革的决定性动能之一，也是为中国现当代保持传统中国特性的一大载体。就当今而言，当代中国的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大不同于此前在中国现代史上盛行的主要形态，也就是在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反对中国腐朽往昔的双重意义上的激进化。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就其主流形态而言，是“讲究实际的民族主义”。因为政府和公众都有一种愈益显要和“返回式”的意识，也就是说中国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不能排除构成中国悠久政治伦理文化主流的儒家文化。与兰克在《论列强》中表现得温和、开明的民族主义相似，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主流形态的主要特征，在于前瞻、镇定、耐心和更尊重中国特性。激愤情感、造反精神及其部分思想产物越来越被雍容的自信、审慎的自豪、对本民族优良传统的敬重、大战略式的展望以及“风物长宜放眼量”的胸怀和耐心取代。

强国必须要有世界意义上的价值观念创新和贡献。现代世界史上，无论是荷兰人、英国人还是美国人，在其崛起为头等强国的过程中都在这方面创新良多，贡献良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这方面的贡献与中国经济总量和对外贸易量的飞跃相比差距还很大。世界秩序的方向很大程度上由什么样的“国际政治文化”及“战略文化”最有影响来决定，而什么样的国际政治文化及战略文化最有影响，则由哪个国家载体——国际政治文化及战略文化的国家载体——取得了最引人注目的成功来决定。假如美国自冷战结束前后基于普遍主义“华盛顿共识”的“世界新秩序”论取得巨大成功，或者假如美国政府尤其自“9·11”往后的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际政治战略取得巨大成功，那么世界秩序方向本会是美国式的，不管是美国式的“自由国际主义”还是美国式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然而，冷战结束后至今，真正成功的巨型国家不是美国，而是中国：坚持自身特色和信仰本国实践的中国作为“贸易国兴起”的成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哲理和根本战略的成功，和平发展的成功，等等。这将在很大程度上规定国际政治文化及对外战略文化的方向，由此大大影响世界秩序方向。

综观中国的发展和这一发展对世界的影响，可以说中国目前在力量或权势增进方面表现得越来越有信心，在和平和正当地改变世界力量对比或权势格局方面的信心也在显著增长。还可以预料，伴随中国的和平崛起，国际规范体系势将发生重大的进步性演变。但是，现在还无法较为全面和深刻地预言当代中国将对世界基本的跨国价值体系有什么世界历史意义的大贡献。在这方面，中国面对的历史性挑战在于: 中国能否真正造就出一套具有较大的国际和跨国适切性和创新性的发展模式? 中国能否成为世界强国、特别是能否经久保持为世界强国，将主要由中国能否成功地对付这一挑战来决定。事实上，中国的“和平发展”观念体系已开始显现一种可能具有世界史意义的价值创新趋向，尽管有些中国人自己很置疑。中国的“特殊主义”观念体系即各国人民的未来主要取决于各国人民根据本国具体情势的自主实践，也是如此。

在此大的宏观背景之下，我们来看一下当前中国对外战略优化问题。首先，要明确中国对外政策的重中之重。中国虽然与俄罗斯有着非常重要和显著发展了的战略伙伴关系，但是这一关系少有可能提升为同盟关系。中俄关系无论何等重要，都不是中国对外关系的重中之重。重中之重应是对美和对亚洲邻国的关系和政策这两方面。需要指出的是，只强调对美关系为重中之重不合适。这样的话，中国对外战略是不平衡的。这两方面都在一定意义上被“锁在”海洋战略竞争、海洋领土争端以及海洋权益争执之中。远望未来，结构性的战略竞争和战略对立，很大部分将直接是关于中国近海和西太平洋。“修昔底德陷阱”首先是在海洋上！从更深层的角度说，关键性问题是如何在中国的不同种类的国家战略需要之间“敲出”一个艰难的平衡？还有，特别是如何使得国家战略需求克服种种国内制约和国外刺激？

有一桩大事越来越确定，那就是中国在亚洲和西太平洋具有愈益增长的软硬权势影响。特别从中长期来说，这一权势影响会削弱乃至最终取消美国在该区域近乎支配性的优势。中国对外战略正在急剧而积极地变化，或曰优化。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政策发生显著变化。这其中，习近平主席的政治领导有决定性意义。无论是他提倡并着力推进的“一带一路”、提出“亚洲事务应由亚洲人主导”、提倡并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创设范围广袤的亚太自由贸易区，甚至加速中国对外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大力推进面向周边乃至世界多个地区的高铁输出项目，全都可被认为中国在这一方向上的重要迹象或事态，这也是愈益明确的中国对外政策的一大目标，就短期、中期和长期来说皆是如此。短时间内如此密集、迅猛的一系列动作从总体上看都是互相协调统一的。可以说，一套中国对外大战略正在浮现。这是中国对外政策的关乎全局的重大优化。这一切与习近平主席的政治信仰、使命预设有密切关系，他有鲜明的个性和战略风格，他坚信中国的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