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视域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路径

任何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均无法脱离国家建设和改革的实践性检验，正如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始终坚持以社会主义建设及改革开放等的实践作为自我检验和自我完善的界定标准。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核心价值观所立足的土壤在保持其持续发展优势的同时，在其持续前进过程中及阶段性发展过程中，势必出现多种多样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这同样也是在我国当前国际化转型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阶段性转型过程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引导需要被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养方式和途径必须呈现多元发展特征的重要原因所在。

国家治理视域下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培育要求

国家治理视域下的“三个倡导”要求。党十八大报告中，以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为战略视角，重新进行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和培育体系的要求界定，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必须遵从“三个倡导”的新要求和新论断，并尤为强调“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习教育”，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及培育成效来不断引领社会思潮，以便凝聚和达成社会共识。十八大报告重新为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体系建设和培养指明了目标和方向，与此同时，其以国家治理为视域，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训及体系构建必须以国家的当前发展、阶段性调整需要以及可持续发展的动态需求为前提，始终将自身纳入到国家治理的视域下，来进行自我完善及对应价值观的培育。这也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以道德规范、指导思想、精神支柱、共同理想等作为基本培训指导内容，到以“三个倡导”为培育及践行基本要求，来时时保持自身健康度、正确性、动力和时代感的必然结果。

多样性价值观特质下的关系合理界定及处理。核心价值观是国家制度、国家经济、国家政治、国家文化等赖以立足并保持可持续发展动力的基础，是国家变革及自我调整的方向，因此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需要在时刻坚持自身正确性、与时俱进性、丰厚性、广阔覆盖性和指引优势的同时，正视和尊重价值主体多样性发展所呈现出的价值关系和价值观念的多样性，进而正确界定和处理自身与需要被指引对象之间的关联性，以便更为明确地界定自身在培育体系中的地位和定位。我国谋求可持续发展就势必需要正视和面对其所处的历史时代。在“互联网+”的运作模式下，文化大交融、观念大碰撞、思想大活跃已经不足以概括目前的时代特征，因此多样性价值观出现和充分发挥其影响力必然具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事实上，多样性价值观的出现和蓬勃发展是时代和社会进步的标志，是社会创造性活力得以迸发的动力，是考量我国社会包容性空间现阶段大小的重要尺度，其更是我国不断推进人本位理念的重要成效。然而对多样性价值观存在客观必然性和合理性的承认，并不意味着可以任由其毫无限制的泛滥及发展，就形态各异的多样性价值观本身而言，其并不能随时保持自身的正确性，不具备负面情绪和效应的“自我清理”能力，尤其是其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同样具有正、负两面性。如多样性价值观中积极的、健康的、丰富的因子将促动民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方式的接受，辅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拓展培育覆盖面，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成效。从某种意义而言，多样性价值观可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体系的补充。但是不可忽视的是，多样性价值观中腐朽、消极、盲目的因子，存在着撼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地位的能力，甚至会导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被解构。如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味纵容多样性价值观的发展，就有可能引发多样性价值观中的负面因子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培育路径的大范围冲击。

因此，处理好多样性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的关系，作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体系的基础环节，需要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领导地位和支配权利，要积极构建和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机制体制，借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来强化其辐射作用，以进一步达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主流观念对多样性价值观的引领性和统摄性作用。在此过程中，建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视其与多样性价值观的主流与支流、一元与多元的辩证关系，在培育路径的构建过程中，始终坚持主流与支流、一元与多元的辩证统一，并在多元化培训路径的构建过程中，适度保持张力，以辅助十三亿中国人不断完善和强化自身的价值观，强化中华民族的凝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