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地要求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路径的“三向”构建
理论认知路径:紧抓两大主题,坚持刚柔并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德规范、意识形态、思想文化的综合体,是价值观领域对社会主义国家精神、公民道德、社会理念的抽象性概括。因此在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路径的选择和定位过程中,理论认知的推动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民众得以认同的基础,应该在从内在信念向现实行为转化的过程中,充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命力、科学性发展的引导角色。由此,从“如何凝练”、“为什么凝练”、“效果如何”三个层面入手,针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价值、功能、思路、方法、效度信度进行重新界定,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成效的强化,自然具有必要的辅助作用。
践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需要紧紧把握住社会主义制度属性和中国特色这两大主题,指导思想范畴坚持培育路径要始终立足在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与辩证唯物主义的价值性、真理性认识辩证统一的基础上;本质范畴以社会主义价值本质规定性的揭示为基本原则;形式方面以通俗易懂、宜记宜传、简洁明快、言简意赅为传播和推广的基本理念;理论来源方面以人类文明的价值共识、共同成果为汲取源泉,着眼于整个民族乃至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及培育成效定位于反映人类价值追求及美好理想目标范畴,在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价值观的过程中,立足世界文明价值观制高点,坚决反对在理论认知中对西方“普世价值”惯性思维的模仿。
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时俱进性、开放性的品格角度出发,在培育路径的选择时,保持自身与经济创造力的相辅相成性,在立足当下和发扬传统的思维碰撞中,将调控性和统摄性进行有机结合,坚持融合培养包容性和主导性的诉求。
价值认同路径:遵守价值观行为转化规律,灌输引导兼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不仅需要解决信任问题还需要解决认知问题,但是作为核心价值观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达成不能依靠强制性手段,也并非是强制式、诱导式的认同,而是需要以主动性和自觉性认同为基调,从实践强化、理论点化、道德教化、精神激化方向切入,最终所完成的价值固化目标。此过程中如何保持个体价值观与核心价值观间的张力及张力的灵活性,如何在现实生活中为共性和个性、个体行为和共同意识选择统一化的平台及标准,则应该视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价值认同路径选择时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
拟解决此问题,首先需要建立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接受内化机制。核心价值观必须遵从价值观从理论或观念向个体行为转换的规律,在历经内化和接受的过程之后,才能谈及能否被全体社会成员所普遍、真正接受,进而产生心理认同感和行为驱动感。任何价值观的产生按照利益决定思想原则,均无法摆脱外界刺激或信息是否能达到决定自身的利益点的限制,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养而言,为获得社会成员的认同就必然需要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需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利益认同趋向于价值认同的历程,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目标是否被达成的内在过程。
其次,构建符合认同要求的实践强化机制,内化作为认同关键环节,虽然在接受和认知的辅助下可进一步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成效,但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否真正成为全体社会成员的行为准则和理想信念,就需要考察其是否符合社会实践活动中的“知”“行”相统一要求。具体如对违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培育目标行为的及时批判和抑制,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行为转化力达成的褒奖和宣扬等。
第三,不断完善观念灌输引导机制。社会成员因活动空间和认知能力有限,其所形成的社会价值观往往零散化,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在此时更具有必要性。灌输引导机制概念的出现始于列宁的“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然而按照我国人本位原则推广的实践经验来看,如果仅依赖于外力进行强性灌输,那么对于被“灌输方”而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传导更具有强硬性和强权色彩,显然这与我国国际化转型过程中所出现的多元化价值观念是冲突的。由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培育必须始终坚持使用引导和灌输方式相融合的途径,借助隐性化、柔性化的交流互动方式及现代媒介优势来达成价值认同的目标。
道德规范路径:内控外引同步操作,核查引导者的知行合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最终落实实际是以公民个体践行为基准,只有经过个体内化和吸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才能达成其培育目标,以此为背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养就需要与公民思想道德素质的提升要求结合起来,比如提升公民道德修养,强化公民个人品德建设,健全国民道德规范机制等。从本质而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包含的公民道德建设,如友善、爱国、诚信、敬业属于我国公民需要遵守的道德范畴。以基本道德建设和培养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路径的辅助,对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培养合格公民等均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强化个人品德建设一方面要重视德性养成和自律慎独的正向性引导,而另一方面则需要在“知”“行”统一的实践基础上,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来达成个人的道德品质的外化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培育中能否被民众真正掌握,其实还是需要以其能否被自觉转换成个体行为指导规则为标准。因此在具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中,不仅需要重视大众媒体的道德舆论传播功能,通过宣传和正向引导,鼓励并督促民众自觉转换道德规范,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和培育中,还需要其他因素的辅助,如道德规范评价导向机制、道德规范舆论引导机制、道德规范利益导向机制、道德规范弹性调控机制的逐步健全与完善等。
其次,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与思政教育工作的相关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引导者个人魅力,言行是否一致,自身的修养和德行,以及语言表达清晰度等均可视为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客观辅助,由此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引导者团队建设中,引导者能否言行一致、知行合一,能否积极主动地将自己向民众倡导并宣传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实践生活中真正践行,并接受民众监督等,才应该成为引导者选拔的重要准则,进而从引导者层面保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效率。
(作者为东北大学博士研究生、辽宁现代服务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本文系2015年度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核心价值观视域下大学生法治意识培养及路径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L15WSZ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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