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国林：仁义之道——中国传统社会之信仰（2）

贤达之弘道

汉高帝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刘邦自淮南至鲁，以隆重的太牢之礼祭祀孔子，开帝王祭孔之先河。从此，儒家学者开始对仁义之道不遗余力地加以传播。

在汉代传播儒家仁义学说的过程中，影响力最大的无疑是董仲舒。他在给汉武帝所上“天人三策”中，主要是从政治层面论道。他说：“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夫仁谊礼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五者修饬，故受天之佑，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他根据自己的天道观提出：“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以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希望汉武帝“兴仁谊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后来，他出任江都相，又有“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一段名言（《汉书》本传），在仁义之道的传播中影响深远。

到了唐代，韩愈以辟佛道、维护儒家正统地位为己任，有《原道》之作。他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其为道易明，而其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为己则顺而祥，以之为人则爱而公，以之为心则和而平，以之为天下国家无所处而不当。是故生则得其情，死则尽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庙焉而人鬼飨。”他认为只有实行仁义之道，人生、社会乃至鬼神，才能各得其所。其后，李翱又著《复性书》，探索人由情恶变为性善的途径，以使更多的人走上仁义之路。

儒学的发展，至宋代达到顶峰。追求经世致用者，有王安石的新学、司马光的朔学、苏轼家族的蜀学和陈亮的功利学派。理学一派则前有北宋五子邵雍、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奠基，程颢还被学者尊为“明道先生”，至南宋朱熹集其大成，完成了理学体系的建构。两派虽于内圣、外王各有侧重，但对仁义之道内涵的开掘极其深入。他们和前代的董仲舒、韩愈等人一道，构成仁义之道传播链条上的重要环节。

相对于广阔的社会需要而言，思想家的儒学传播主要是在精英文化圈。好在还有其他弘道方式。南北朝末期，颜之推撰巨著《颜氏家训》，涉及家庭伦理、处事原则、人生礼仪等诸多方面，对整个宗族具有重大引导作用。影响所及，带动了后世大量家训作品的问世。宋代以后，宗法作用日益提升，各地家族谱牒大量产生。每部族谱依例皆有家训、家规的篇章，包括孝父母、和兄弟、敬祖先、睦宗族、忠君上、笃师友、戒骄淫、务耕读、制财用之类的日常生活准则，成为传播仁义之道的绝佳途径。且以新近发现的湖北省罗田县民国《晏氏庚午宗谱》为例。谱中除了《首传一》收载《户规》外，《首传二》一整册皆为明清时期的“先祖遗训”，包括《圣瑞公训词八则》《伟人公家诫十六条》等14种。其《圣瑞公训词八则》论“积德”云：“积金以贻子孙未必能守，积书以贻子孙未必能读，不如积德以为子孙长远计。试观自古厚德人，未有不受天厚报。今人一遇困穷，即怨天待己薄，行一善事即欲责报于天，此其人心不能行善事，虽行善亦非真善。济世之心争诚伪不争大小，总须出于真挚，量力而行，自有无量功德，上资祖考，下荫子孙。”诸如此类由各地乡绅所作的家训、家规，文字上或许不能入思想家的法眼，却将仁义之道生活化、通俗化，用语比思想家更鲜活，易为普通人所接受。尤其是家训、家规出自各族先人或乡贤之手，更増后人敬畏之心和亲切感，能将其作为行动的指南、生活的向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