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召政：张居正与万历新政（4）

过去说天子无私事，宰相无小事。我的理解是，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任何一个小的细节里面都有玄机。没处理好就酿成政治灾难和杀身之祸。很多人因为反对嘉靖皇帝炼丹而丢了乌纱帽。当然，也有人因此而荣华富贵。张居正三十岁时，因看不惯严嵩而且以以养病为由，回到老家读了三年书，可是人在江湖心想朝廷，33岁又回到了京城，依旧在编修的位置上干了两年。徐阶这个时候进入内阁当了次辅。他利用权力安排张居正当了时为储君日后成为隆庆皇帝的朱载垕的老师，同时还让他兼任了个职务，就是国子监司业。国子监是国家最高的一所大学，不像今天那么多大学，那时就一所，有点像中央党校和北京大学联合的功能。大学也没有那么多的领导干部，就两个，一个是校长，一个教务长。张居正当司业时只有36岁，就因为徐阶看中他，认为他日后可当重任，故破格提拔他。

嘉靖皇帝去世，徐阶已经是内阁首辅，内阁还有三位次辅，徐阶全都抛到一边，而找来40岁的张居正起草遗诏。这是巨大的政治任务，而且也是非常强烈的信号，就像今天起草十七大党的报告一样的道理，那能让一般人起草吗。张居正的级别达不到，就是一个教务长。为了张居正能尽快进入内阁，徐阶一年时间内给他升了四级，先是当礼部右侍郎，礼部就是今天的教育部、外交部、民委，宗教局等七八个执能部门的综合，礼部的右侍郎是三把手。明代的部长，叫尚书，一个常务副部长，叫左侍郎，二至三个右侍郎，这几个人叫堂官，就是部级领导。底下各司的叫员外郎，在各司的副司长叫主事。礼部右侍郎没当三个月，张居正又当上了吏部左侍郎，吏部就是我们今天的中组部，吏部的左侍郎，是二把手。又过了半年，张居正进入内阁，主管兵部与工部。这一年，张居正42岁。

我常说，张居正是知识分子从政报效国家的典范，看他的资历，他连县长都没当过一天，更别说市长，省长，他几乎没有从事过任何实际的行政领导工作，参加工作后除了作研究工作，然后就是教书，然后一下子当上了国家领导人。事实证明，他干得非常好。明代的首辅很少从封疆大吏中去选拔。明代的内阁辅臣一定是大学士出身，首先首先应是学者。所以说，张居正不是一个个案。从封疆大吏里面起来的人，就是治理各省、各个地方有经验的人，他们最终的出路是中央的六部三司当一把手。但是，首辅这个职位不能从封疆大吏中产生，这个位置是职业政治家的位置。包括次辅，就是进入内阁的成员，没有封疆大吏。

在隆庆皇帝登位的六年全内阁换了四任首辅，辅臣们斗得驴嘶马喘，隆庆皇帝是一概不管。一心想改革的张居正，只得隐忍着寻找时机。

隆庆二年，43岁的张居正给隆庆皇帝写了第二封改革的建议书，叫《陈六事疏》。就是国家要从六个方面进行改革。他为什么这个时候提出来呢？是因为两大政治强人徐阶、高拱这时候都离开了内阁，而皇上又是一个很忠厚的人，自己又是皇帝的老师。他觉得时机成熟了，因此把改革的思路提出来。但皇上这次又只批示了七个字：“知道了，具见忠忱。”就是说我已经知道了，你对我很忠诚，再没有任何下文。张居正放了一个政治的气球，没有什么效果，就继续等待。六年之后，隆庆皇帝死去，他的儿子朱翊钧继位，是为万历皇帝，朱翊钧只有十岁，选中张居正当了首辅，到这时，改革的机缘才得以成熟。

任何一场改革，实际上是将社会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重新进行调整，让社会资源的分配模式更加合理。从商鞅、王安石到张居正的改革都是走的这个路子。张居正的改革是从整顿干部队伍开始的。

万历皇帝是一个十岁的孩子，身边的两个人，一个是他的生母李太后，二是大太监冯保。张居正的改革，只有取得这两个人的支持，才有可能推行。张居正看清这一点，一直注意和他们搞好关系。改革的第一步，整顿干部队伍，就是在他们的支持下展开的。张居正上任不到一个月，就提出京察。所谓京察，就是考察中央机关的领导干部。明代的中央政府有两套，一套在北京，南京也保留了一套。南京的中央政府管理的事儿很少，主要是北京的中央政府。但是不管怎么样是两套中央班子，京察从他们做起。26000名干部，我指的是处级干部以上的，到内阁大臣这一级，全部都要写述职报告。凡是四品以上，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司局级以上的，直接给皇帝写述职报告，副局级到正科级，即五品到九品，给吏部写报告，内容是在隆庆皇帝的六年期间，你做了些什么？你做了哪些是你应该做的事情，有哪些你应该做的没有做。统统写出来然后决定干其的去留、升降、罢免。张居正提出京察三个月完成。雷厉风行，说到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