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召政：张居正与万历新政（5）

张居正的整顿标准是，贪官不能用，渎职官员不能用，这些人都是肯定要罢免的。他又加一条，庸官也不能用。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这也是坏官。因为朝廷的官员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多一个庸官就挤掉了一个干事儿的人进来。他就按这样一个标准整顿，三个月后裁了三千多名官员。

有一次我到一个地方演讲，有听众质问说张居正是一个大奸臣，你今天怎么歌颂他？我就很奇怪，会后我和他交谈，我明白了，他的祖上就是那一次被免职的工部的一个右侍郎，回到老家以后，给他的子孙留了一个家训就是世世代代记住张居正是奸臣。通过这件事，我认识到改革家是要付出成本的。一个国家，一个执政团体为改革要付出成本，一个主持改革的政治家更要付出成本。这个成本不仅是此时此地，更是千秋万代。所以，改革之初，张居正就说过“知我罪我，在所不计”这样的话。京察完成后，腾了一些位置出来了。第二步是要举荐干部，把一些有能力、有事业心的人才选拔到重要岗位上。万历皇帝下旨让每一个省级干部向朝廷推荐三个人才。后来吏部汇总起来，被推荐的人得票最高的是海瑞。吏部尚书就跑来问张居正：“海瑞这个人你看怎么用他？”张居正回答说：“我说这个人不能用。”

对海瑞这个人，大家都不陌生。他是有名的清官。但历史中的他与文学作品中的他，还是稍稍有一点出入。嘉靖四十四年，他上万言书指责皇帝而被打入死牢。正是张居正为徐阶出主意平反冤假错案，把海瑞从牢里放出来。然后还给他升官，放到南直隶当巡抚。南直隶府建苏州，管辖的地方是国家粮赋重地。明朝财政三分之一的收入来自于这个地方。结果海瑞在那里当了三年的一把手，地方的财政收入少了一半，国库的税银收不起来。海瑞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简单的杀富济贫，他不抓生产。国民经济，GDP的增长，都跟他没关系。他就是抓廉政。这样一来把国家的财税重地搞的一团糟。他一个班子的人都纷纷要求调动，不愿意跟他共事。海瑞搞得很孤立、很被动，便很愤怒地给皇上写一封信，要求辞职。当时的首辅是高拱，他尽管和徐阶有矛盾，也觉得海先生做事儿有点胡闹，就同意让他退休，回海南老家养老。海瑞收到诏令以后，又咒骂满朝廷全是女人，没有一个君子。这些都证明海瑞这个人好走极端。

张居正对海瑞这个人当然很清楚，他对吏部尚书说：“海先生是一个好人，个人清廉，而且有气节，这都是好的，但是我现在要选用能臣为朝廷做事儿，是要选好官而不是选好人。好人就是大节不亏，不贪不懒，做事有规矩。好官不一样，上要让皇帝放心，下要让老百姓得实惠，上下通气才叫好官。如果你搞得国家的财政收入大大降低，老百姓的生活也不能提高，两头都不踏实，这就不是好官。如其这样，倒不如让海瑞在家做好人。我们要为朝廷选好官，好官就是两个标准，上让朝廷放心，下让老百姓欢呼。总是让老百姓欢呼，朝廷不放心，也不是好官。只让朝廷放心，老百姓不喜欢，执政基础没有了，皇帝的恩泽到不了这片土地，也不是好官。”张居正这席话很有见地，可见这个职业政治家看问题的方式有他的独到之处。

张居正最终没有起用海瑞，他的标准就是是重用循吏，慎用亲流。循吏是什么意思呢？用小平同志的话解释再恰当不过了，就是不管白猫黑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

由此，我想到清代的龚自珍面对满清末年的危局很感慨写诗：“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文人论政的思维方式在这首诗可以看出来。政治家不这么看问题。张居正在人才问题上讲过两句话。第一句话是：“世有非常之人，然后可做非常之事。”第二句话是：“天生一世之才，必足一世之用。”他的意思是人才不假外求，一个时代必有一个时代的人才。用好了这个时代的人才，就能够创造这个时代的辉煌。龚自珍希望让老天爷重新降天才下来，这是文人的人才观。像张居正这样的政治家，他所做的是：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用人才。

你能把人才用起来，而且不拘一格，这就了不起。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一个传统：“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荣。”人才并不一定全是君子，有的时候人才也是小人。君子是心中大而无私，天下为公；小人是为国家做事时，也要考虑自己的利益。真正会用人的人是君子也要求，小人也要用。我们今天老是看电视剧说这个人是一个奴才，我说奴才是最好的人才，“奴”是忠诚，“才”指能力。对国家不忠诚，有能力更坏事。对领导，对国家很忠诚，没有才华，你根本担不起重任。所以品学兼优才是奴才。

仅以道德取人会妨碍执政者的用人思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就是孔孟之道里说的立德，立功，立言。把立德为之一。立德者为圣人，立功者为君子，立言者为贤人。

如果国家的重要部门全是想立德的人，要那么多圣人，国家就乱套了。国家要的是大量的立功的人。想立功的人就是循吏，想立言的人多半是清流。张居正懂得这一点，所以抓住了用人的牛鼻子。牛鼻子抓住了，一盘棋都活了。改革的团队建立了，改革的推进速度就快。京察之后，张居正开始向所有的贵族利益集团开刀，改革的原因就是对社会利益集团的重新地位，打破旧的平衡点寻找新的平衡点。既要考虑到各个集团的心理承受力，也考虑到国家不至于付出更多的改革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