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召政：张居正与万历新政（6）

这个问题上，是张居正也是做得非常出色的。孟子说了一句话：“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这实际是告诉当官的，当官要当得好，把方方面面的代表人物全部照顾好，政权就长治久安。但是人的基本的性格是趋利的，最后强势越来越强，弱势越来越弱。政治家管理国家就是让强势这部分得到遏制，让弱势这一部分增加社会福利与权益。政治家平衡各种利益集团，不能像孟子那样谦谦君子不得罪于巨室，而是必定要得罪于巨室。

当时朝廷的开支很大，大臣们离开北京到外地去上任，一路上住的都是国家的宾馆，国家的交通工具，仅此一项，一年的开支上百万两银子，非常之大。官员们出行由国家买单，也还说得过去。但到后来，官员的七大姑八大姨，都享受这种待遇，国家的接待费用就呈几何数级增加了。

还有就是，削减皇室开支。这是最得罪人的，这也为张居正悲剧一个很大的起因。古代的皇帝们，国与家是不分的。在他们看来，这个国就是我的家，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张居正改革就是要把国和家分开，分灶吃饭。所有的赋税收入进入国库，而所有矿山收入和榷场收入由皇帝开支。过去是混在一起，皇帝想用钱就到国库支取。张居正硬是要分灶吃饭，国就是国，家就是家。皇帝赏赐身边的宫女，给太监发工资是根据皇室的收益来决定。国家的收入用于行政的开支，军费的开支，河防水利的开支，赈灾的开支，这个分灶吃饭，遏制了皇室的膨胀。

张居正铁面无私，对皇帝也一样。他在回家葬父的路上，皇帝要调二十万两国库银给后妃做衣服。内阁留守大臣不敢作主。把皇帝的批示八百里加急送到他南行的路上，他照样阻止了。他真正铁面无私。对皇帝他都这样，对别的人就更不用说了。比如对待孔圣人，历代封的衍圣公都是孔圣人后代，明代为了尊重知识分子，尊重读书人，允许衍圣公每年到北京见一次皇帝，皇帝请他吃一次国宴。就这么一个活动，却变成了衍圣公敛财的一种方式。他每年带着他山东的土特产一二百辆车子出发，浩浩荡荡往北京出发了。一路上他有皇上的圣旨，一切费用由政府买单，而他卖的东西全归自己。到北京住下来，又把北京的好产品买一大堆一路往回卖，他的朝觐活动成了一个流动的超级的商场，老百姓非常抱怨。

张居正针对衍圣公的行为，也来个约法三章。第一，规定随从不能超过20人；第二，三年一次，不用每年来，也不准买卖。治好了衍圣公，又治江西的龙虎山的张天师。同衍圣公一样，张天师也是世代袭封。首先，张居正将张天师的封号由二品降为六品，收回玉印。并且增加很多约束。他对每一个领域里面的势豪大户、王公贵族，都铁腕治理。

改革六年之后，国家财政实现了根本好转。张居正决定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一条鞭法实施的前提是清丈土地。当时富人侵占的土地很多，不缴税费，因为土地没有登记。张居正利用三年的时间清出来的土地增加了500多万公顷，仅这一项收入就是全年军费的开支，他就因为收了这个钱所以修起了明长城。

一条鞭的实施，让老百姓在这场改革中得到了实惠。过去交税钱，交粮，交差，交钱是分开交，老百姓交一担粮食最低也要一担三斗，那三斗叫损耗。层层盘剥。一条鞭改成交钱，中央财政拿钱收你的粮食，老百姓就没有受到盘剥了。还有就是将差役、杂役统统按田亩折成银钱交付。这样不但便利了老百姓，也让社会得到了发育，大量的流民有了新的工作。像修河堤的，专门搞运输的，各种劳动组织出现了。再就是流通市场得到迅猛发展。山西的钱庄出现了，当时，全世界流通的白银大约7千万两，差不多五分之二在中国流通。中国的金融业突然得到了空前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