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春：认真学习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6）

制度的意义在于以下几点。一是制度可以把好的东西按规则固定下来。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在做事过程中，好的做事方法、方式不会因为是否更换做事的人而改变，这就是因为制度规定是固定的。所以说，好的制度化的意义就是能够不断复制好的成果、好的作风，这也是制度和人治的不同。人治是一旦换了做事的人，做事的做法也就改变了。而法治和制度化的意义则在于即使换了做事的人，好的做事方法也不会改变。我们有一句很经典的话，就是按规矩来，党的建设也要讲规矩。规矩，是党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形成的行之有效的一些做法，这些做法和纪律就是规矩。所以，组织可以换人，但是按制度办的规矩不能变。

二是制度化的意义就是建立合作者之间的预期。现代的大规模的团队活动，不一定都是在相互认识、相互了解的熟人之间进行，大多是生人之间的合作，生人之间怎么实现合作？就是要建立预期。预期从哪儿来？人也是会变的，这个岗位今天是张三，明天是李四，但制度可以带来预期，各种各样的操作都是按照流程做的，我知道跟我合作的这些人也会这么做，这不就是提高了相互合作的预期吗？党的建设就是制度化的进程，我们按照纪律，按照规矩，精诚合作，共同团结，提高正能量，整合汇聚更大的管党治党工程。既然是工程，既然要强化合作，那就有制度化的问题。制度化从哪儿来？从党规党纪来，首先是党章，其次是党规。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管党治党，从严得有依据、有规范来指导、约束。所以，从2013年开始，按照习总书记的指示，我们高度重视党规党纪的修订和完善，按照十八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新要求、新理念，不断完善填补制度空白。

在问责制上，《条例》不就是对问责制度空白的填补吗？过去，我们的问责散见于一些规定。严格地说，完整的党内问责的一般法意义上的法规一直没有。从这个意义上说，党中央通过的生效实施的《条例》就是制度创新，是增强管党治党的能力的一个重要手段。按照《条例》规定，问责程序，谁来问责，问谁的责，在什么情况下启动发生问责……一条一条都有清楚的规定，为复杂的问责工作提供制度化的依据，提供制度化的模板。

讲到这儿我们必须说，在十八大之前，党内法规中有一些有问责的、追责的、责任制的规定。比如，2009年6月30日中央发布《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再有2010年11月份中央通过的《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等等，都是广义上的关于责任制的党内法规。但是我们刚才也提到，这些法规存在很多问题，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之后，不能够满足和适应全面从严治党、大力加强问责制的要求。

为什么不能满足？第一，相对分散。问责法规分散，不集中。一分散就带来一个致命的弱点，法规之间有一些不必要的差异、表述，给执行也带来一定困扰。第二，主题不集中。我们原来有问责、追责的规定，但主题都没有放在管党治党上，重点不突出。管党治党是党的建设的工程核心，所以问责制应该紧紧锁定管党治党的核心。第三，我们过去涉及的追责、问责的规定有一个共性的弱点——纪法不分。党的建设主题为什么不突出？就是因为纪法不分。好多党纪的内容就是照搬了法律，而且还冲淡了主题。管党治党的好多问题，严格地说，不是国家法律。比如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习总书记提到的党委承担主体责任，纪委在管党治党上承担监督责任，“两个责任”的制度体制机制，这是法律问题吗？不是。这是党的问题，必须在党纪里面加以突出，加以保障，相关制度加以延伸，然后成为一个完整的整体，法律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党委的责任制是要靠党章和党纪来解决了，而不是靠法律。可是，我们过去纪法不分。法律讲的是国家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依照法律职能工作，不履行职能工作要承担什么责任，这不是管党治党的问题，这是把执政治国的问题放到党纪里面来解决。纪法不分，疙疙瘩瘩，关系极为不顺。党纪党规本来应该突出的问题被淹没了，而党规解决不了的属于法治的问题又放到党规里，这就是纪法不分的弊端。所以，党的十八之后，习总书记提得非常清楚，第一就是纪法分开，要由过去的纪在法中变为纪法分割，党纪就是管党建的事，这个主题、主业不能丢。然后，习总书记讲的是纪在法前、纪严于法，这都是正确地处理党纪和国法关系。我们在问责制上也是这个问题。首先纪法分开，这必然要求制定独立的完整的党内的《条例》，作为所有问责工作的一个基准，我们过去没有，所以要赶紧制定。另外，纪在法前、纪严于法，这是肯定的，也就是说不能照搬法律内容。所以，我们看这一次《条例》突出的主题，就是从严治党、管党治党的责任制，而这正是我们刚刚讲的党的主业，是管党治党的准确定位。这体现了纪在法前，管党治党要靠党章党纪，要在法律前面，它的要求、标准自然比法律高。

所以，《条例》这一项重要法规生效实施，极大地提高了我们管党治党，尤其是问责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水平。这个意义是至关重要的。

以上，从三个方面来入手和把握《条例》的重大意义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