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新政治观的本质特征与时代价值

目前，有两大趋势，一是中国愈来愈接近世界中心，世界必须接纳中国参与规则制定；二是习近平总书记鲜明的主政风格和很强的主政能力，使中国快速而深度地进入习近平时代。适应和加速推进这两大趋势，十分关键的是要明确习近平的新政治观。明确习近平的新政治观，是世界读懂中国政治的最重要路径，是实现中国与世界良性互动的需要，也是凝聚全党和全国人民共识、合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要求。

一、习近平新政治观的内生逻辑与思想元素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问题是工作的牵引，问题是时代的召唤，这是新思维；上树信仰、中立价值坐标、下划红线，“立规矩、讲原则”是新思路；“踏石留印、抓铁有痕”，“雷厉风行、务求实效”是新风格。加上其个性鲜明的话语系统，共同构成了一代领导人的“习式风格”。习近平新政治观的基本元素和机理，已经从一系列重要讲话和通过治国理政的实践反映出来。

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强调指出：“对各国出现的新思想新观点新知识，我们要加强宣传报道，以利于积极借鉴人类文明创造的有益成果。”“要精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些论述本质上都是新政治观的理论化。

新政治观在实践成果上的反映更为具体。随着政治规矩建设的大力推进，《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等党内法规修订颁发，一系列标准和规则得以确立，各项制度之间的边界逐步厘清，特别是以反腐为突破口的党风廉政建设不断深入，使党的道义形象和执政能力得到加强。党风决定政风，进而影响民风。中华民族精神追求和价值系统也将发生变化，文化创造和文明领导力将大大增强。这实际上就是习近平新政治观引领和推动的结果。

那么，习近平新政治观及其思想路线、执政方略是什么？笔者认为，其新政治观是“开创文明”，思想路线是“改革放开”，执政方略是“四个全面”和“新常态”。这些共同构成习近平的执政思维和执政逻辑、执政目标和发展路径。习近平新政治观、思想路线、执政方略具有鲜明而强烈的创新性，折射出其强烈的担当精神和政治家的洞察力，发展开来必将对我们的政治思想、政治理论、政治制度和外交理论、国际关系准则产生深刻影响。

“开创文明”的新政治观，揭示了人类文明的精神脉动与前进方向。不仅要思考中国怎样发展，而且要考虑中国与世界怎样在互动中发展，甚至要思考中国能否为世界探索出一条更好的发展道路的问题。习近平上任伊始就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要实现这一伟大目标，必须使中国发展路径符合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和基本规律。这个规律就是，大国崛起于文明，只有创造文明引领世界前行，才敢言真正崛起。换言之，人类文明发展至今天，任何国家都不能再通过“热战”或“冷战”来称霸世界，而必须同世界各国一道探寻人类文明的前进方向和最佳路径。从内政方面讲，我们党提出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目标，这就意味着不能再延用以革命理论支撑执政行为、以阶级斗争激发精神力量的方式，必须寻求自我超越，探寻政治文明本质，理清其中的规定性，并作为执政的基本遵循。

“开创文明”的新政治观，其新思路、新提法在国际关系领域体现得更加突出。走向世界的中国，一定存在与各国特别是西方大国处理关系的问题，怎样发展相互关系？把握何种准则？都取决于采取何种政治观。特别是在中国已经参与世界规则制定的情况下，不突破冷战时期的外交理论和国际关系准则，而是坚持阶级斗争学说、坚持冷战思维和“二元对峙”，这是没有出路的，也一定会陷自己于被动。只有坚持和遵循开创文明的新政治观，中国才能立身于世界的制高点发挥引领作用。从习近平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到在联大上的发言，其中不变的主题是以“命运共同体”支持“和谐世界”建设；从习近平访问俄罗斯到访问美国，同样强调的是“跳出冷战思维零和博弈”“中国梦与美国梦是相通的”；从提出“一带一路”到建立亚投行，目的都是共享中国的发展机会和成果；不论是访问法国、德国还是英国，都高度评价他们那里产生的思想家和文化大师，赞赏他们“对人类文明的贡献”。这些论述都摒弃了“政治制度划线”的对立思维，而以文明创造作为评价标准，从而为中国开拓出更大的国际空间和格局。

“开创文明”的新政治观包含四大基石：政治规矩利益共享、传统一脉、合作共赢。这些都是习近平一再强调的重要思想观点，并融入到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诸方面。政治规矩属于政治文明的范畴，是党纪国法和政党转型的行为规范，并为其确立政治伦理规则，“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依法治国”都是其体现利益共享着眼的是利益分配，反映政治制度的本质特征，体现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五大发展理念”之中；传统一脉解决精神归宿和价值系统问题，反映于“中国精神”的基础和来源及习近平一再强调的“弘扬民族文化”，尤其是反映在“两个互不否定”之中；合作共赢解决的是国际关系准则的重构，反映在他确立起来的大国外交及其共建共享的原则之中。

“改革放开”的思想路线，是习近平新政治观上升到思维方式、思想方法层面的必然反映。邓小平推进改革开放，把经济濒于崩溃的中国推向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继续深化改革，解决积累的一系列问题，必须从方法论的高度加以解决，这样才能保证取得更大发展成果。从习近平总书记主导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设计中，我们可以看出，重点是要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行政权不是收而是放，行政权力深入到一定层面则属于体制制度，这就必然影响到思想认识和价值观念。“放开”是承认和强化人民群众在国家建设中的主体地位，也是服务型政党和服务型政府本质特征决定的，奠基于政治文明走向、中国共产党执政新思维，以及中国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新阶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的讲话中强调的，不能把人民群众拥有的权力虚化、抽象化，而应当落到实处，“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

从理论层面来分析，“改革放开”的思想路线奠基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基本原理。马克思指出，当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到生产关系无法承载之时，就会走向灭亡。其逻辑在于，不发展生产力则无法攫取更多利益，而发展生产力必然包含着资产阶级对劳动人民的剥削，由此激发阶级意识和反抗精神，发展开去便是资产阶级“自掘坟墓”。马克思还以法国国家机器为例分析问题，法国无论在共和还是专制下，都努力建设一个高效的无孔不入的极度中心化的强大国家机器，国家机器越强大，意味着管得越多，责任越大，负担越重，社会不满也就越多越集中，直至矛盾不可调和、走向崩溃。当政府试图包揽一切时，政权便深入到社会每个细胞，这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政府过于强大，意味着纳税人需要供养更多的政府人员，税负过于沉重，企业就失去发展的能力和潜力。当代价大到社会不可承受时，制度便走向衰亡。所以，西方国家一直通过法律遏制政府权力扩张和资本家的贪欲，暂缓了资本主义沿着马克思预言的方向发展。所以，要避免矛盾尖锐化，必须遏制政府的权力扩张，走放权的道路。这反映到方法论上就是改革放开，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设计与实践，显然走的是这样的道路。

由服务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党，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最重要和最根本的思想理论突破，本轮政府职能转变的重点是简政放权，这是社会和实践的要求。当前政府大力倡导的创新创业，前提一定是放开，捆着手脚不可能真正激发出人民群众的创造热情。放开不是做甩手掌柜，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集中力量办大事。我们坚持走自己的路，自然不会放弃自己的优势而去复制别人。这里讲的放开，是在根本制度不变的基础上，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中国社会的进步，逐步地有秩序地放开，因而突出强调方法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