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传统与现代中的国家话语权
诚如费孝通所言:“无论是‘戊戌’的维新变法、‘五四’的新文化运动,还是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是在‘破旧立新’的口号下,把‘传统’和‘现代化’对立了起来,把中国的文化传统当作了‘现代化’的敌人。‘文化大革命’达到了顶点,要把传统的东西统统扫清,使人们认为中国文化这套旧东西都没有了。”[3]传统文化对于今人而言,确实既近又远,近,是因为凝结着五千年文化的基因已经融入中国人的基因与血液;远,是因为近代系列文化运动的阻断与区隔带来的生疏与模糊。费孝通一生也游走于中学与西学之间,早年他将西学作为一种工具,践行学术“救中国”之路;晚年“取道西方又返回中国”,在“心”的研究中,突破研究困境。[4]如今,当我们致力于提高国家话语权,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怎样面对传统文化,怎样处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张力。
第一,正确对待传统的馈赠,寻找现代国家话语权的定位。20世纪80年代,梁漱溟号召“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对今天的我们亦有启发意义。相比于历史上曾经繁荣的古代文化,如埃及、巴比伦等,只有中国传统文化延续至今,可见其具有很强的生命力。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个性极强、同化他人之力最为伟大、绵延时间最久、臻于成熟之境、放射四周之影响远大,还有一种“指不出其力量,一面又明明白白见其力量伟大无比”的特征。[5]
面对传统如此丰厚的馈赠,首先要做的就是找到现代国家话语权的定位。张维迎指出:“五千年不断的传统意味着什么?我觉得,它意味着很多东西是自己传统和文化基因决定的,它意味着我们做的事情不需要西方人认可,就像中国人讲汉语,不需要英语来认可;就像孔夫子不需要柏拉图来认可;我们的宏观调控不需要美联储来认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不需要美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来认可。我们知识界不少人最大问题是不自信,总觉得要西方认可才行。实际上,我们很多东西都不需要别人的认可,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崛起,将会出现我们认可不认可别人的问题,所以中国人一定要自信。”[6]强调这种自信,就是弥补传统文化的“远”带来的疏离与迷茫,重新审视自身的优秀传统和丰厚遗产,与传统愈亲近,则在现代社会愈自信,这便是国家话语权的基本定位。因此,我们要做的是,发挥中国传统文化包容性、稳定性等方面的作用,将传统与现代勾连起来,找到符合当下话语权建构的传统链接。
第二,充分汲取传统的营养,面向符合现代性的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丰富、层次复杂、形态多样,如何在对外话语体系中表达出来,显得尤为重要,即从内容到形式之间,还有许多课题要做。因为话语权的产生是一个信息传递的过程,拉斯韦尔(Harold D. Lasswell)提出5W传播模式:谁(who)——说什么(says what)——通过什么渠道(in which channel)——对谁说(to whom)——取得了什么效果(with what effect)。[7]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而要将之与现代“5W”传播形式结合起来,才能起到相应的作用。如“百家讲坛”普及学术经典,适合向外传播中国智慧;“舌尖上的中国”介绍美食文化与民间习俗,适合向外传播中国故事。
在这一方面,晏青将中国传统文化划分为表层文化、中层文化和核心文化,探究如何由表及里地推进传统文化的电视传播。[8]吴瑛提出“多阶段分类效果模式”,通过议程设置、解构框架、检测与网络化传播三个阶段发出中国声音,强化中国话语权。[9]这些研究都对传统文化的传播有很大的启示,因此,笔者认为,对于传统文化进行横向或者纵向的分类,并有针对性地对此进行形式丰富的传播,如各大报纸、电台、影视文学作品、新媒体渠道,等等。除传统传播形式之外,尤其是近年来,互联网的盛行更是为话语权的构建提供了更大的平台。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36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统计报告,截至2015年6月,我国网民总数已经达到6.68亿人。这意味着,规模庞大的普通网民的声音,也将成为国家话语权的一部分,如果因势利导,发出有利的中国声音,将是大面积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绝好机会。
第三,积极发扬传统的能量,影响国际话语体系。如梁漱溟所言,中国文化具有影响远大的特质,在历史上,“北至西伯利亚,南迄南洋群岛,东及朝鲜、日本,西达葱岭以西,皆在其文化影响圈内。……更远如欧洲,溯其近代文明之由来,亦受有中国之甚大影响”。[10]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等都能够从中国思想中找到精神来源,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大影响力。而回顾近代以来,中国声音经历了“失语”到“话语稀缺”再到“谋求话语权”的变化,[11]如今提倡的“提高国家话语权”也是话语权诉求转变的重要一环,与中国崛起的趋势相得益彰。
从历史上的影响力能够看出,中国传统文化是有能力辐射四周的,近代以来的式微固然与中西力量对比强相关,但并不意味着传统文化失去能量。无论是关乎日常生活的人生哲学,还是关于天人合一的“天下”思想,仍然历久弥新,能够启迪世人。同时,“中国话语权的实现既是一个中国话语的传播过程,又是一个西方媒体‘解读’中国话语的过程,还是一个中西话语互动与博弈的过程。”[12]在这种互动与博弈中,运用中国传统文化这一重要武器,能够加强底气,并展示大国形象,扩大国际影响力。我们应该在文化自信的基础上实现文化自觉,进而重新开启中国传统文化的强辐射之旅,改变国际话语体系的格局,发挥中国话语的支配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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