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话语权建构的双重面向（3）

三、中西关系里的国家话语权

从中西关系上来讲，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无一时不处于中西方关系的不断调试与定位之中。在中国研究中，中国一开始是以“他者”的面貌出现的，由此形成了“冲击—回应”和“国家—社会”两种分析路径；［13］随着中国的崛起和地位变化，确立中国主体性的向往成为学者们的重要追求。在这样的语境下，如今我们对国家话语权的强调，可以从如下几个环节中得到体现。

首先，速度惊人的中国崛起。2015年中国GDP总量达到67.67万亿人民币，增速6.9%，世界上经济总量超10万亿美元的国家不再只是美国一家。同时，除经济力、军事力、科技力等有形力量外，政治力、战略力、国际影响力等无形力量的增长亦使世界瞩目。这表明中国正在改变中西硬实力的对比情况，用日渐繁荣富强的国家实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为国家话语权建构基础性的第一步。

其次，多元话语的主客转换。不得不承认，无论是现实上的“中国模式”论证，还是学术讨论中的“中国研究”范式，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西方话语体系。为改变这一状况，国内学者做出了很多努力，如近年广泛提倡的“本土化”概念。王思斌认为：“本土化所反映的是一种变化和过程，它指的是外来的东西进入另一社会文化区域并适应后者的要求而生存和发挥作用的过程。本土化不但强调外来者对它所进入的社会文化区域的适应性变迁，而且特别强调后者的主体性，即它是站在后者的立场上来提出问题和分析问题的。”［14］这表明，中国学者对于吸收外来东西和确立自身主体性的追求；然而，“本土化”本身也是在西方范式与中国经验的二元对立中论述问题，这在一定时间段内几乎是必经的过程。但是，反思不能就此止步。

其实西方本身就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如同王铭铭在《西方作为他者》中的叙述，“西方”一直是个变动的概念，穆天子拜访的西王母到底在哪里？是西域还是西亚，在这个“真实地理”与“幻想地理”难以分辨的故事中，不得而知。［15］尽管现在人类对地球的地理情况已经了解得很清楚，但在文化上，仍然存在一些不能预知的流动性。西方范式就是这样，在不同的西方背景中，它们尚且起着不同的作用，何况是转介到东方，如果将西方的社会状况剥离出去，剩下的理论躯壳还有多少是真理？另外，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大多是学着英文，研读着西方经典成长起来的，摇椅上的研究者看到的中国，有多少不是西方化了的中国呢？也就是说，在“流动的西方”与“看不清的东方”之间，我们需要理清楚的问题还有很多。

为此，一些学者提出主客转换的相关理念。陈曙光认为：“中国如果能够以自己的话语体系冲破西方的话语霸权，能够为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给出一个中国的思路，那么，西方话语的霸权地位终将消失，西强我弱的话语格局终将终结，国际学术话语的中国时代也终将来临。”［16］王铭铭追求一种华夏范式与西方经验的融合，从中国的文化出发，出征海外，扭转东方的他者身份，变西方为他者，发人深省。［17］更进一步地，周晓虹提倡的“中国研究中主客体的并置，以及不同主体之间获得某种共通性的可能”，也能够为当代中国研究的范式重构提供某种新的路径。［18］这些主客转换的探讨与尝试，表明学者们开始探讨“谁作为表述主体”的问题，也意味着在国际话语体系中，中国话语权主体性的崛起，此为国家话语权建设的第二步。

最后，势在必行的话语自觉。这种理念来自费孝通1997年开始提倡的“文化自觉”，他在晚年一再强调：“‘文化自觉’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19］费孝通以他在80岁生日所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作为“文化自觉”历程的概括。在此基础上，郑杭生提出“理论自觉”，认为理论自觉是中国社会学在世界社会学格局中由边陲走向中心的必由之路、是中国社会学在世界社会学格局中改变话语权状况的必要条件、是中国社会学在世界社会学格局中增强自主创新力的必具前提。［20］这些关于自觉性的探讨对于如今的国家话语权建构，具有很强的启发意义。沿着这一线性思路，话语自觉也是势在必行的，与上述第二点相比，这种话语自觉已经超越了主客转换阶段，进入与各种话语“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21］的新阶段，此为第三步。

四、结 语

国家话语权是话语权力与话语权利的统一体，既强调向内的主体性确立，也追求向外的影响力与支配权。向内，我们需要处理的主要是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即如何运用中国传统文化的能量，面向现代话语传播，确立中国的主体性地位；向外，我们需要面对的是中西方关系，即在自我与他者的转换中，争取话语自觉，达到“美美与共”之境。如此内外同时发力，共同构筑国家话语权的双重面向，是新时期提高话语权的可行路径。

更进一步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能够将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目光投向中国、聚焦中国，并且，当代中国将发生的变化，将给世界带来的影响，也都要通过多元话语展示在世人面前。因此，国家话语权的提升意味着中国作为主体，以更加主动的姿态站在国际舞台上，并以更积极的方式影响国际话语体系，而这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意义。

（陈岳，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丁章春，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

［参考文献］

［1］ 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M］.谢强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

［2］ 郑杭生.把握学术话语权是学术话语体系建设的关键［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01-17.

［3］［19］ 费孝通.关于“文化自觉”的一些自白［J］.理论参考，2003（9）.

［4］ 刘亚秋.从中西学关系看费孝通“扩展学科界限”思想［J］.新视野，2015（2）.

［5］［10］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6］ 张维迎.中国崛起需要道路自信［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04-02.

［7］ Harold D. Lasswell.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The Communication of Ideas［M］. New York：Institute for Religious and Social Studies，1948.

［8］ 晏青.神话：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媒介化生存——基于电视传播的考察［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9］ ［11］［12］ 吴瑛.中国话语权生产机制研究［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

［13］［18］ 周晓虹.中国研究的可能立场与范式重构［J］.社会学研究，2010（2）.

［14］ 王思斌.试论我国社会工作的本土化［J］.浙江学刊，2001（2）.

［15］［17］ 王铭铭.西方作为他者——论中国“西方学”的谱系与意义［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7.

［16］ 陈曙光.多元话语中的“中国模式”论争［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4）.

［20］ 郑杭生.“理论自觉”简要历程和今后深化的几点思考——在“社会转型与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学术研讨会上的主题发言［OB/EL］.http：//www.sociologyol.org/yanjiubankuai/xueshuredian/mak esizhuyishehuixuezhuantiyanjiu/cujinshehuixuedelilunzijue/2010-08-08/10775.html，2010-08-08.

［21］ 费孝通.对文化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的思考［J］.思想战线，200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