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丨《中国故事：中华文明五千年》第八章：腐败为祸•斗富时尚

【编者按】13000年前，我们的先民怎样战胜了末日危机？西晋的腐败奢靡到了怎样让人瞠目的程度？一面诡异的镜子为何成为宋代以文立国的起点？一本失传已久的明代奇书怎样回归祖国？这些鲜为人知的故事你都可以在让人耳目一新的的正史通俗读物——《中国故事：中华文明五千年》——中找到答案。值此建党95周年之际，经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出版社授权，宣讲家网自7月1日起连载《中国故事：中华文明五千年》，以飨读者。

斗富时尚

导读：当奢靡成为衡量门第高下的标准和社会的风尚时，随之而来的是官僚贵族的骄奢淫逸和底层百姓的艰难困苦。

和左思同为“金谷二十四友”的石崇，因为出身不同，人生际遇迥异。

公元 249 年，石崇生于青州。父亲石苞因为对司马氏有拥立之功，成为西晋的开国元勋。作为石苞最宠爱的小儿子，石崇 20 余岁时就担任修武县令。公元273 年，石苞在临终前，将儿子们叫到身边，把财产分给了大家，唯独没有石崇的份儿。石崇的母亲对此很不理解，石苞解释道：“这个孩子虽小，能力不凡，即使什么都不给他，他也有能力得到财富。”

按照当时的儒家礼法，石崇停职为父亲守丧。三年后，他升任城阳太守，任职期间虽然公务繁忙，但他仍好学不倦。公元 280 年，在西晋讨伐吴国的战争中，31 岁的石崇冲锋陷阵，勇猛无敌。因为军功，战后他被封为安阳乡侯。

就在这一年，西晋朝廷颁布品官占田荫客制的法令，规定各级官吏依据官品高低占有不同数量的土地，荫附不同数量的佃客，免予向国家缴纳租税。石崇趁机广置田产，从经营庄园中获利。《晋书·石崇传》记载，在他的庄园里，奴仆有 800 余人，用来加工粮食的水力舂米作坊水碓 30 多座。数年之间，他积累下了富可敌国的家产。

年轻时，石崇常和琅琊王氏家族的王敦一起到太学游玩，看到颜回和原宪二人的画像，石崇感叹道，如果自己与他们一道做孔门弟子，应该没有什么差别。王敦把他比作子贡，讽刺他只会赚钱。对此，石崇反驳道：“士人应当使身份名望都安泰显达， 何必非要弄到家里只有破瓦缸、 烂木窗的地步呢！” 从中可以看出，石崇的人生哲学是既要建功立业，又要荣华富贵。

竹林七贤之一、素有清廉之名的山涛，在西晋年间曾担任尚书右仆射，负责官员选拔和升迁，他认为石崇“忠笃有文武才”，对其大加赞赏，并多次推荐他。

公元 290 年，石崇上表直谏杨骏不要专权滥赏，劝告杨骏与司马亮两位辅政大臣和衷共济，稳定政局，然而一片忠心换来的却是自己被排挤出京城，从此他愈加堕落。公元 291 年，石崇在担任荆州刺史期间，亦官亦盗，大肆抢劫过往商人和使节，积累了大量财富，而朝廷没有给予他这种行为任何警告和惩罚。公元293 年，石崇再度回京任官，这时的他已不复当年的热情与进取，变得经济上不择手段，政治上趋炎附势。石崇从追慕仁义、经国济世到依附权贵、奢靡纵欲，固然有其自身的原因，但朝廷的纵容和风气的卑污无疑也是促成他这一转变的重要因素。

图 8-3　〔宋〕王诜《金谷园图》

（画中园林、别墅步于湖上，其间或以桥梁，或以舟楫相通，给人似断还连之感。小岛、汀渚之上茂林丛竹、楼阁掩映，刻画十分繁密、细致。整幅画面气势宏大，景物富丽。）

洛阳西北郊外，有一座庄园型别墅园林。园林依山而建，方圆几十里，金谷涧水穿流其中。园中茂林修竹、池沼碧波，交相辉映；楼台亭阁，金碧辉煌，高下错落。这就是石崇营建的金谷园（图 8-3），其春日景色被誉为“金谷春晴”，是洛阳八景之一。

作为金谷园的主人，石崇常常在这里招待朝中高官、风流名士，以文聚会，吟诗作赋，相互唱和，形成了名噪一时的“金谷二十四友”，其中就有西晋文学的代表人物左思、潘岳和陆机等人。

公元 296 年秋天，秋高气爽，石崇为征西大将军王诩送行，他自己也要出京赴任征虏将军等职，洛阳城中的潘岳、苏绍等 30 位朋友应邀前来。从洛阳到金谷园的路上，车马络绎不绝。

在饮酒饯别的聚会中，众人挥毫泼墨，赋诗相送。石崇将众人诗作编制成集，并写下《金谷诗序》。在《金谷诗序》中，石崇写道，金谷园中“有清泉茂林，众果竹柏、药草之属。金田十顷，羊二百口，鸡猪鹅鸭之类，莫不毕备。又有水碓、鱼池、土窟，其为娱目欢心之物备矣”。在财富的炫耀中，可以看出庄园的规模。

晋武帝司马炎的舅舅王恺，自恃皇亲国戚的身份，看不起乍富起来的石崇，两人之间展开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斗富。在当时，斗富和炫富是一种社会风尚，官僚贵族把摆阔赛奢当作体面与荣耀，从中获得满足与虚荣。

王恺让家里用糖水刷锅，石崇就用蜡烛煮饭；王恺做了 40 里的紫丝布步障，出行时夹道遮蔽，石崇就用锦缎做步障，绵延 50 里；王恺用赤石脂刷墙壁，石崇就用更贵重的香料花椒子搅拌的泥涂房屋，每次都是石崇略胜一筹。

晋武帝司马炎没有制止两人的斗富行为，反而为了帮助舅舅获胜，赏赐给王恺一件皇宫里的珍宝——一株两尺多高的珊瑚树。王恺拿给石崇炫耀时，石崇看了看，随手拿起铁如意将那珊瑚树砸个粉碎。王恺以为石崇是嫉妒自己的宝贝，气急败坏，声色俱厉。石崇却毫不在乎地说：“不必生气，我赔给你就是了。”于是命仆人取来六七株珊瑚树， 都高三四尺， 枝条茂盛， 光彩夺目。 王恺垂头丧气，石崇洋洋得意。

石崇家中姬妾成群，为了提高她们的舞蹈技艺，石崇把沉香屑洒在象牙床上，让她们在上面跳舞，不留下脚印者赏赐珍珠。姬妾绿珠的出场，让其他妻妾都失去了光彩。

这位石崇最宠爱的姬妾，是他花了十斛珍珠从广西买来的。绿珠不仅貌美绝伦，而且能歌善舞。八王之乱中，赵王司马伦的手下大将孙秀垂涎绿珠的姿色，几次向石崇索要而不得，于是孙秀唆使赵王惩办石崇。为了报答石崇的宠爱和知遇之恩，绿珠为他坠楼而死。

公元 300 年，临终之前，石崇才意识到：“他们害我都是为了我的钱财啊。”旁边的人对他说：“知道因财招祸，为什么不早早地散出去呢？”石崇无言以对，也许他幡然悔悟，也许他至死都不肯散去奢靡之财。这一年，石崇 51 岁，刚刚过了知天命的年龄。在腐败的社会中，从追求身名俱泰，走向不择手段地追名逐利，最终家破人亡， 这是石崇的悲剧，也是西晋士人阶层的悲剧。

图 8-4　《坐享酒食图》，甘肃嘉峪关新城魏晋墓砖画

（魏晋世家推崇懂吃懂穿，并以此作为依据来衡量家世门风。）

图 8-5　《庖厨图》，甘肃嘉峪关新城魏晋墓砖画

（厨房放满肉食，是为了供应宴会所需。仆人忙于切肉，是为宴会做准备。）

在魏晋时期的统治者看来，饮食的功能不仅仅是满足口腹之欲，它还有着更多的意义。正如曹丕所说，三代世家才能懂得穿衣打扮，五代世家才能懂得饮食吃喝。饮食可以反映家世长久与否，通晓烹调与美食品鉴成了衡量门第高下的标准。（图 8-4，图 8-5）

晋初就官拜太尉的何曾，常应邀参加皇宫的宴席。何曾看不上御膳，皇帝不仅不怪罪，还特意派人去何家里取来何曾爱吃的食物。朝廷上下，何曾是公认的美食家，他对食物的要求达到了苛刻的程度。蒸饼不裂成十字形状不吃，每天为满足口腹之欲花费万钱，仍觉得不满足，常常面对无比丰盛的食物，叹息说：“简直没有值得下筷子的东西！”他撰写了《食蔬》，详细记载自己所吃的菜肴。与何曾相比，他的儿子何劭有过之而无不及，一天吃饭的花费需要两万钱。按当时的购买力，两万钱能买到 1500 多公斤小米。比他们更讲究饮食的不乏其人，大臣王济家里吃的蒸小猪，味道无比鲜美，秘诀在于小猪是用人乳喂养长成，宰杀后又用人乳蒸煮，这种奢侈程度连皇帝都觉得过分。

历史学家认为，西晋确立的以门阀制度为核心的世家大族政治特权，使统治阶层日益凝固化，占田荫客制的经济特权促进了庄园经济的发展，为世家大族的奢侈生活提供了物质基础。这些都从根源上造成了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的盛行。

有次参加完皇帝的宴会，何曾回到家里，对儿子们说：“皇上开创基业以来，我每次参加宴会，从没有听到他讲过治理国家的长远打算，仅仅谈及日常琐事，他自己这一辈子还可以过下去，后代该怎么办啊！”

八王之乱中，权臣司马越将晋怀帝近臣 10 多人从皇帝身边抓走处死，皇帝无能为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叹息。被抓的人中就有何曾的孙子何绥，显赫一时的何氏家族最后竟然没有一人能够幸免于难。《资治通鉴》对何曾的评价是，何曾只是在家里对皇帝的怠政说三道四，知道天下大乱在即，子孙一定会遭祸患，似乎很高明。而自己却奢侈无度，子孙有过之而无不及，最终以骄奢而亡族，高明何在！且身为宰相，知道君主之过，却不当面规劝而是回家窃窃私语！作为肱股大臣却不能心系国家，枉费君主的厚爱和百姓的期待，实为误国误民，其亡族的命运其实并没有什么悬念啊！

奢靡之风不仅在社会上层蔓延，甚至还影响到普通士人。东晋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生活于西晋时，家境贫寒。名士范逵到洛阳游宦时途经陶家。时间仓促，怎么招待好客人呢？陶侃的母亲卖掉了自己的长发，买来酒菜，让儿子把家里房屋上的柱子削下来当柴烧，倾家荡产备得一桌酒食。第二天陶侃又追了百余里，为范逵送行，于是范逵向别人举荐陶侃。陶侃到繁华的洛阳后，并没有前程似锦，反而遭到上流社会的侮辱。有一次，他与出身世家大族的同乡杨晫一起去拜见京城的显贵，结果杨晫被人嘲笑：“怎么能和小人同车呢？”

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愈演愈烈，引起了有识之士的担忧。刘毅曾多次弹劾何曾的奢侈无度。

公元 282 年，大臣傅咸上疏皇帝，猛烈抨击官僚阶层奢靡成风的现象，痛陈粮食布匹来之不易，如果不知节俭，就会造成社会物质财富的匮乏，忧心忡忡地指出奢侈浪费的危害比天灾还要严重！然而在最高统治者看来，此时天下一统，财富增加，只要不危及自己的统治，奢侈浪费一点儿没那么严重，因此，对于傅咸的进谏毫不在意。

与官僚贵族的骄奢淫逸相对的，是广大底层百姓的艰难困苦。公元 297 年，雍州大旱，瘟疫流行，关中发生饥荒。公元 309 年，大旱。黄河、洛河、长江和汉江的水位下降。公元 310 年，蝗灾。整个北方地区，不仅草木被吃光，连牲畜身上的毛也被吃光了！一幅幅人间地狱般的惨状与统治集团奢侈享乐的生活形成鲜明的对比。然而，在天下慌乱、百姓饿死的社会危机面前，晋惠帝竟然不解地问大臣：“灾民们既然没饭吃，为什么不喝肉粥呢？”

当下层人民一无所有时，为了生存，不得不卖儿鬻女或自卖自身沦为奴婢。从东汉末年至西晋，一直如此。石崇家中的姬妾奴婢有几百人，甚至在厕所里，都有十多位衣着华丽的女奴精心侍候，客人从厕所出来可以换上新衣服，还可以涂抹名贵香料，奢华的场面让很多人因难为情而不愿上厕所。

图 8-6　《晋泰始官奴婢砖铭》（朱拓）

（2008 年，洛阳地区出土了西晋时期泰始年间的官奴婢砖数十块，通过对墓砖内容的解读，可以了解西晋时期的官奴婢制度。）

晋律规定：“奴婢反抗主人，主人可以报请官府获准杀掉奴婢。”（图 8-6）事实上，奴婢的生命往往得不到保障。石崇举办宴会时，常常命令漂亮的女奴斟酒劝客，如果客人不喝光杯中的酒就会杀死女奴。酒席中的王敦看不惯石崇的做派，故意坚持不喝。石崇一连杀了三个劝酒的女奴，王敦还是不为所动。同族的王导在旁边责备王敦， 王敦却回答： “他杀他自己家里的人，与我有什么相干？”

西晋的统一，虽然造就了太康盛世的短暂和平与繁荣，但并没有彻底解决浮华奢侈的社会问题及贪污腐败的政治风气。 历史学家阎步克认为， “魏晋易代用 ‘禅让’，未经战火充分洗礼，未能彻底扫除前朝政府而另起炉灶。西晋统治集团成员依然是曹魏那批高官显贵及其子弟，他们所积累的腐化、老化、贵族化的因素，几乎原封不动地带入了西晋朝廷。王朝对他们不能绳之以法，只能优容甚至纵容，以换取支持。”当统治者试图通过财富笼络人心的时候，腐败会成为必然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