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改革营造良好宏观环境（2）

为什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西方供给学派理论

■ 中国过去采取的并不是凯恩斯主义的政策，而是超越凯恩斯主义把短期需求和长期供给的增加结合起来的措施

■ 我们现在推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不是西方供给学派的政策，而是在适度增加总需求的前提下来进行

■ 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形成的理论，不仅对我国有价值，对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有很多的参考借鉴价值

记者：从国内情况看，一方面，面临增速下降、工业品价格下降、实体企业盈利下降、财政收入下降和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的不利影响；另一方面，消费者又将大把钞票花费在出境购物、“海淘”购物上，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供给结构错配问题严重。这些问题显然不是周期性的，而是结构性的。那么，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除了在实践中全力完成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外，在理论上又应作出怎样的创新性的指导呢？

林毅夫：有些国内学界、舆论界的观点是拿国外的理论来看我们的政策。比如，有人讲过去中国的政策是需求侧的政策，是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对于现在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又有人说是放弃了凯恩斯主义的政策，改为“拥抱”供给学派的政策。我认为这两种看法都不正确。

首先，中国过去采取的并不是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凯恩斯主义的措施是以“挖个洞、补个洞”的基础设施建设刺激短期需求，但这些措施长期不增加劳动生产力。这是因为发达国家基础设施普遍是比较好的，既然基础设施比较完善了，政府再投资基础设施只能是把现有的基础设施挖开，然后再补上，短期虽然能创造就业，但这对长期生产力提高的作用是很有限的。

而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还有许多欠账，不论是东亚金融危机那轮或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这轮，积极财政政策所投资的基础设施基本上都是消除增长瓶颈的基础设施建设，这样的财政政策短期提高了需求，增加了就业，但建成后则消除了增长的瓶颈，降低了交易费用，提高了增长潜力和竞争力。这不是传统的凯恩斯主义的政策，而是超越凯恩斯主义的政策，把短期需求和长期供给的增加结合起来的措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14年10月出版的《世界经济展望》中还特地专门推荐了在经济下行、疲软时以政府财政政策支持基础设施建设的经验。

其次，我们现在推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不是西方供给学派的政策。供给学派的措施主要是降低税收以期提高民间投资和增加供给的积极性，这是在上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最盛行的时候，美国发生滞胀，里根总统奉行的政策主张。在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美国的供给学派是完全反对产业政策的，他们认为不应该针对某个产业去制定政策，应该用普遍降税的方式来提高投资的积极性。

我们当前的问题不是滞涨，而是总量需求不足和供给结构不合理并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要在适度增加总需求的前提下来进行。我们还强调“产业政策要准”。比如，要根据产业的情况，采取不同的产业政策，有些过剩产能的产业要去产能，有些短板产业则需要支持其发展，这些都是影响产业发展方向的，都属于产业政策的内容，与发达国家推行供给学派的政策时仅仅降税、反对产业政策不一样。

所以说，我们过去奉行的不是凯恩斯主义的政策，现在推行的也不是供给学派的政策。发达国家的理论是根据发达国家的发展阶段、产业特性提出的，其宏观政策仅是周期政策。但我们是发展中国家，我们可以把周期政策和发展政策结合起来。所以不能简单用西方国家的理论来套我们当前的问题，或者是用来理解我们当前的宏观政策。因为这种依样画葫芦的理解，很可能会误解我国政策的真谛，产生不当的社会舆论压力。

这些误解也说明，我们的很多理论认识是落在我国丰富的政策实践之后的。我认为，当前我国社会科学界应当积极研究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跟发达国家发展阶段的差异，在要素禀赋、产业、技术等结构的特性上有何不同，找到我国经济发展和宏观周期波动的原因、挑战和机会，了解历史遗留下来的很多结构性的、机制性的、发展模式的问题产生的原因，并针对这些原因对症下药。经过对上述一系列现象背后因果关系的研究，进行理论创新，用这种新的理论作为我国的发展政策、宏观政策制定的参考，而不是简单套用发达国家现成的理论。总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许多前提条件不同，照搬外国的理论难免会有“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甚至好心干坏事的遗憾。我国的经济学界应该推动结合我国现实的理论创新，分析清楚我国当前经济面临的问题和机遇，为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提供参考。

理论的适用性决定于条件的相似性。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形成的理论，不仅对我国有价值，对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有很多的参考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