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袖是历史的选择：长征中毛泽东领导核心地位确立的历史轨迹（5）

（三）毛泽东在决定党和红军战略方针及指挥重大战役战斗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按预定方向北上，经毛泽东提议进行土城战役。此役虽然我军损失较重，但部队一渡赤水挥师西进扎西，脱离了敌人的封锁圈，避免了被敌人围歼的危险。二渡赤水后，红军奇袭娄山关，再取遵义城。遵义战役取得歼敌两个师又八个团，俘敌3000余人的胜利。这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取得的最大的一次胜利，鼓舞了红军士气。当蒋介石调兵遣将欲在遵义、鸭溪一带合围红军时，红军三渡赤水，重入川南。蒋介石以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调重兵围堵，红军出奇不意，四渡赤水东进，成功把几十万追兵甩在北岸。趁蒋介石还没有反应过来，红军南渡乌江，佯攻贵阳。这时，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吓得魂飞魄散，一面令守城部队死守飞机场，并做好了随时逃跑的准备；一面急令云南军阀火速“救驾”。就在滇军昼夜兼程东调贵阳之际，红军分兵黔东，绕过贵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西直插云南南部，兵逼昆明。云南军阀大惊失色，赶紧向蒋介石求救，同时调云南北部守金沙江的军队南下增援。这样，重兵布防的金沙江防线就空了。我军抓住战机，迅速向西北进，北渡金沙江，彻底摆脱了敌军的围追堵截，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计划，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这一胜利是在毛泽东高超军事指挥下取得的。“四渡赤水”，被称为毛泽东的“神来之笔”，并且已经被艺术家们编成脍炙人口的红色歌曲：“战士双脚走天下，四渡赤水出奇兵。乌江天险重飞渡，兵临贵阳逼昆明。敌人弃甲丢烟枪，我军乘胜赶路程。调虎离山袭金沙，毛主席用兵真如神。”毛泽东的精彩指挥在革命战争的大舞台上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党和红军长征中另一个重大决策，就是确定北上抗日战略方针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政策。1935年6月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了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集中兵力向北进攻的战略方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提出，根据华北事变后国内形势的发展，党对时局应有表示，应发表文件。要在部队中宣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放弃华北，这最能动员群众。

针对张国焘坚持南下，毛泽东在俄界会议上强调，中央应继续坚持北上方针，并率领红一方面军北上，突破天险腊子口，最后胜利到达陕北。

11月21日，毛泽东直接指挥发起直罗镇战役，取得歼敌一个师又一个团的胜利，打破了蒋介石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为中共中央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落户西北举行了奠基礼。

12月，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召开会议，重点讨论军事战略和党的策略方针。毛泽东在报告中明确提出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结合起来，要从关门主义中解放出来，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

会后，根据会议精神，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进一步强调，党的基本策略任务，就是反对狭隘的关门主义，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瓦窑堡会议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问题。为贯彻这一战略方针和行动部署，红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队的名义实行东征，毛泽东担任政治委员直接指挥。

推动“抗日反蒋”方针调整为“逼蒋抗日”方针，这是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1935年11月28日，毛泽东与朱德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抗日救国宣言》，指出：“不论任何政治派别，任何武装队伍，任何社会团体，任何个人类别，只要他们愿意抗日反蒋者，我们不但愿意同他们订立抗日反蒋的作战协定，而且愿意更进一步地同他们组织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

1936年4月9日，毛泽东与彭德怀致电张闻天提出，“目前不应发布讨蒋令”，“策略上会把我们自己最高的政治旗帜弄模糊了。我们的旗帜是讨日令，在停止内战旗帜下实行一致抗日，在讨日旗帜下实行讨蒋，这是最便利于实行国内战争与实行讨蒋的政治旗帜，中心口号是停止内战”。5月5日，毛泽东与朱德发出《停战议和和一致抗日通电》，不再称蒋介石为卖国贼，而称其为“蒋介石氏”，这实际上是公开宣布党的抗日反蒋策略已经开始向逼蒋抗日转变。6月12日，在中央政治局研究两广事变及形势发展的会议上，毛泽东指出，“我们的口号，我们的重心是抗日，请蒋出兵”。8月10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国共两党关系和统一战线等问题的报告，强调“抗日必须反蒋”的口号现在已不适合。会议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报告和结论，决定全党实行“逼蒋抗日”的方针。9月1日，中共中央向全党正式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指示》。9月15、1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目前政治形势和统一战线问题，毛泽东强调“要用各种办法逼蒋抗日”。通过以上史实可以看出，毛泽东在“逼蒋抗日”方针的制定上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个方针的制定，为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铺平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