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袖是历史的选择：长征中毛泽东领导核心地位确立的历史轨迹（3）

一、长征中，毛泽东在党和红军领导工作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毛泽东在1931年的赣南会议和1932年的宁都会议上被剥夺了对党和红军的领导指挥权，被排除在对党和红军的领导之外。长征时，毛泽东的职务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在长征这样的战略转移背景下，这个职务就是一个虚职。但就在这种情况下，在长征中，毛泽东一步步地对党和红军领导工作发挥作用，特别是在党和红军的重大决策中，毛泽东发挥了主导作用。先是在通道、黎平、猴场会议上，毛泽东提出的正确主张被党中央被采纳。接着，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为红军制定的一系列正确战略战术被肯定。接下来，在决定党和红军战略方针、指挥重大战役战斗、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斗争中，毛泽东都发挥了主导作用。

（一）“通道转兵”“黎平转向”“猴场限权”是毛泽东发挥主导作用的前奏

长征中党的工作重心是军事。长征开始时，党中央由“最高三人团”主持，毛泽东无权主导重大问题的决策，甚至根本无权参与重大问题决策的过程。长征出发前后，毛泽东先后九次向中央提出自己的主张，但都被中央否定。湘江一役，中央红军损失惨重。这时候，“三人团”仍然执迷不悟，坚持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既定方针。而此时，蒋介石已经看透了红军的企图，在红军即将北上的途中布下五六倍于中央红军的大军张网以待，请君入瓮。

在这个关键时期，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又提出了自己的主张：迅速占领军事要地通道，并转兵西向。1934年12月12日，部队到达湖南通道，在召开的中共中央负责人紧急会议上，毛泽东极力建议博古等主要领导人放弃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贵州去开辟新的根据地。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得到了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多数人支持，李德因大多数人支持毛泽东的提议而一怒之下退出会场。这次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建议，同意红军转兵西进贵州。会议结束的当天晚上，中央军委就向各军团发出“万万火急”的电报，要求部队西进贵州。但会后，博古、李德仍坚持“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

1934年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贵州省黎平召开会议，讨论红军的行动方向问题。经过激烈争论，毛泽东的主张最终被采纳，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川黔边地区建立根据地。这一决定打乱了国民党的部署，为中央红军赢得了战略主动。会议还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以便审查黎平会议的决定和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及长征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被以政治局会议和政治局《决定》的形式正式接受，“最高三人团”的指挥地位被动摇。

因为博古、李德仍然不愿意放弃原定计划，中央政治局于12月31日至次日凌晨又在猴场召开会议。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再次否定李德等人东进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重申黎平会议决定，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行动方针的决定》，提出首先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创建川黔边新的根据地的战略任务。会议同时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以加强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这实际上限制了“左”倾教条主义领导者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毛泽东的作用开始进一步上升。

从赣南会议和宁都会议毛泽东被中央“左”倾教条主义领导者排挤出党和红军领导岗位后，他的意见就很难被中央采纳，但在这三次会议上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被中央采纳，而且政治局决定限制“最高三人团”的权力。这标志着毛泽东的影响力开始在中央重新发挥作用。

我们看，毛泽东始终处在中国革命战争的一线，对中国革命战争规律有深刻洞察，其战略预见力、深刻洞察力、非凡领导力，即使在其被排挤出领导岗位时，也难掩其影响力。连续的失败要求党和红军重新考虑和选择自己的领导核心。广大官兵开始形成这样一个认识：只有毛泽东出来领导，党和红军才能转危为安、摆脱困境。这个共识到遵义会议时变成了自觉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