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袖是历史的选择：长征中毛泽东领导核心地位确立的历史轨迹（9）

（三）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的正确思想和主张实际上成为了党的指导思想

长征开始后，随着广大官兵和党的领导层对于革命受到挫折的反思，大家开始反思中央指导思想上的问题，特别是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红军向哪里去、怎样才摆脱被动的局面等全局性问题，严峻地摆在全党面前，需要作出正确的回答。在这样的形势下，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召开了。按照会议既定程序，首先由博古作关于反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尔后由周恩来作军事问题副报告，大家讨论这两个报告。这两个报告应该是为会议定调的。

会议开始后，博古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归于敌人力量的强大，而不承认主要是由于他和李德执行了错误的军事路线、犯了军事指挥上的错误造成的。这显然与会前大家的思想认识不一致。周恩来在军事问题副报告中，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这说明，周恩来的思想在向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上靠拢，而且正在努力改变会议的调子。周恩来发言结束后，张闻天根据事先与毛泽东、王稼祥商量好的意见，作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毛泽东接着作长篇发言，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批评，阐述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此后在军事上应该采取的方针。王稼祥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

这样，会议的基调就转移到了张闻天的“反报告”和毛泽东的长篇发言上来。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与会同志相继发言支持毛泽东、张闻天的意见。会议最后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然后发到支部讨论。张闻天根据与会多数人特别是毛泽东的发言，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等指挥红军多次取得反“围剿”胜利所采取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明确指出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批判了博古、李德在战略转变和实行突围上犯的原则性错误、在统一战线上的错误，明确了红军下一步的战略方向，这实际上是确立了毛泽东的正确思想在中央的指导，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陈云1935年10月15日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作报告称，遵义会议“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

今天看来，遵义会议之所以能够结束“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毛泽东的正确思想，很重要的前提是，正反两方面的革命斗争实践证明了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性，毛泽东的思想得到了党和军队高层领导者的认可。其中，争取张闻天和王稼祥的支持至关重要。长征开始时，随中央红军一同行动的政治局委员共有十人，其中六名正式委员：博古、张闻天、周恩来、朱德、毛泽东、陈云，四名候补委员：王稼祥、凯丰、刘少奇、邓发。这十人中，留过苏的五人（刘少奇是1921年去莫斯科的早期留苏学生），如果不能取得几名留苏同志的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很难在政治局会议上通过。正是由于毛泽东取得了张闻天、王稼祥的支持，才使得毛泽东的思想在遵义会议上被通过。张闻天回忆说，“这样就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领导的‘中央队’三人集团，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放下了物质基础”。毛泽东后来说，遵义会议上之所以能够成功地战胜博古等人的“左”倾路线，最重要的是张闻天、王稼祥两人能够分化出来。

遵义会议上，张闻天的报告的核心思想就是毛泽东的思想观点。这个“反报告”，也为遵义会议彻底否定“左”倾军事路线定下调子。毛泽东的长篇发言则与这个“反报告”形成了巧妙的配合。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手稿记载：“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A同志(李德)完全坚决的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

遵义会议取得的成就，既是党和红军高层领导人对实践反思的结果，也是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沿途说服中央其他同志的结果。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在遵义会议上被接受。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肯定了毛泽东总结创造的战略战术原则，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的思想和主张在红军的指导地位，却没有调整过政治局的一个成员，仅是工作分工有变化。这里的奥秘在于换思想不换人。遵义会议采取换思想不换人的方式改组中央，在政治上更加稳妥，不会造成很大的震动，有利于在长征中保持党和红军的稳定，有利于维护和增强党的凝聚力战斗力。

博古在遵义会议上固执自己的观点，但会后很快就认识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性，把政治立场转移到毛泽东的思想和正确主张上来。凯丰在会上坚决反对毛泽东的观点，指责毛泽东靠《三国演义》《孙子兵法》指挥打仗，但两个月后就转变了思想。后来，博古、凯丰在反对张国焘分裂中央的斗争中，都成了毛泽东的坚定支持者，直至在以后的革命和建设中都坚定地拥护毛泽东思想。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解决自己重大问题的成功实践，开创了我党历史上否定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对中国革命错误指导的先例，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两个决议都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思想主张对于红军和党中央的意义。

遵义会议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政治、军事、组织上被逐渐克服，毛泽东的正确思想主张得到贯彻，中国革命迈入了一个全新的境界。红军四渡赤水，南渡乌江，佯攻贵阳，威逼昆明，北渡金沙江，取得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最终实现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可以这么说，从湘江战役后，长征中的战略方向选择、战略战术以及党中央的重大决策，都是在毛泽东的正确思想和主张下确定的。同时，毛泽东思想也在长征中不断成熟起来。经过延安整风，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七大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主席。毛泽东的领导核心地位从思想、政治、组织上全面确立起来，从内容与形式上完全统一起来。

列宁说：“造就一批有经验，有极高威望的党的领袖是一件长期的艰难的事情。但是做不到这一点，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意志统一’就只能是一句空话。”长征中毛泽东领导核心地位的实际确立启示我们：能否形成一个成熟的代表正确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领导核心特别是领袖，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成功的首要条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面临挑战困难世所罕见、史所罕见。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领导指挥取得一个个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役胜利的，在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方面成就赫然、国际瞩目、人民认可的，是一个成熟的深受人民信任爱戴的领导核心，其中习近平同志的核心作用尤其明显。我们应倍加珍惜、信赖、忠诚、维护、追随历史给予我们的这个领导核心，这是我们事业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是党之福、民之福、国之福。

（根据宣讲家网报告整理编辑，

未经许可，不得印刷、出版，违者追究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