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薇：全球经济治理与G20（4）

另外,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里，主体结构会有一些变化。首先是国家在参与。国家越来越多地去参与经济治理活动，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经济治理的代理。另外，企业也以利润为导向去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但是这个利润导向本身并不是贬义的词，而是个中性的词。因为很多大型企业如果想要基业常青，想要获得长期的发展，就必须要有远见卓识，必须要在很多领域里面做出一些长期的投资努力和建设，才可能实现企业利润的长期最大化。而公民社会也在追求各自的治理理念，希望能够更好地改善大家生存的环境。这是治理越来越扁平化发展的趋势。

全球治理层面也在发生变化。从联合国到七国集团再到二十国集团，也是在不断变化的。全球经济治理越来越多地采用协商的方式来取得治理成果。另外，政府间组织发展得非常快，是一种爆发式的增长，是全球治理的一个补充力量，他们也在发挥着各自的作用。毕竟现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全球化问题越来越多，涉及领域越来越广，而且这种全球化对治理深度和专业程度上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影响与话语权提升的过程有一些标志性事件。2006年，中国人陈冯富珍当选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最近这几年不断有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候选人成为重要国际组织的领导者。新兴经济体也建立了一些重要合作机制。2009年，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建立，并且这几年有很多新的进展。2013年，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也是对全球经济的提振，对全球经济治理起到了很好的支撑作用。最近中国也做出一些非常具有实质性的工作，而且迅速地取得了发展，像金砖国家组建的新开发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都已经开始工作了。它们在经济治理领域里面也是一个补充。当然，开始的时候大家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但现在可以看到它们在做很多实质性的努力，他们也希望让资金支持全球发展，同时这个发展又是符合自己的一些愿望和目标。比如，我们更多地支持环境友好型的增长模式、增长项目。

这是新兴经济影响力的变化，这种变化给全球经济治理带来了一股新风。因为如果只有单一的治理主体，那么治理思想来源比较单一，也很难去容纳和包容多元化的方式。而现在这种发展方式对全球经济治理来说是百花齐放，同时也有更好的发展前景。所以，尽管有人对现在全球经济治理缺乏一个强有力的主导表示担忧，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存在好的方面。

3. 全球治理的主要方式

全球治理的主要方式更多的还是规则性的。因为我们最后要让全球经济良好的秩序持续下去，这就需要一些规则作为基础。那么规则又分为不同的类型。一些属于全球经济治理领域中的决策性规则。特别是在联合国框架下的国际经济机构或国际组织里，更多的是采用公司治理型规则。所谓公司治理型规则是有明确的投票的，而且是多数获胜的机制。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一些核心问题上的投票需要达到投票权85%以上才可以通过，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公司治理型规则。

还有成员治理型规则。所谓成员治理型规则，就是不通过一个刚性的定量的方式来完成，而是需要大家通过协商、磋商，最后在某一个问题上形成一致看法。这就是我们在G20上看到的比较多的决策方式。如果有一个国家说，这个方式或这个方向他不想做，这将会损害他的利益，有可能就没有办法达成最后的成果。这种方式虽然相对来说效率要差一点，有很大的沟通和协调成本，但它保障了帕累托改进。我们这种治理不会损害任何一个国家的利益，只有建立在对国家经济治理没有负面影响甚至会带来好处的基础上，才会形成最后的决议。

除了决策型规则之外，还有根据具体经济问题来进行治理的。按照约束程度来说的话，有些属于硬规则，也就是一些正式规则，带有较强约束力。比如，WTO框架下的很多规则是非常明确的，如果没有做到的话，其他人可以去控告你、投诉你，并且有争端解决机制来解决硬规则下产生的冲突。有些是软规则，所谓软规则就是一些非正式的规则，是约定俗成的规则形式，大家可以通过传统的行为方式方法去做一个一次性的选择，而这个选择方向是大家默认的，互相之间会有一种默契。这种规则往往是不成文的，但具有很强的隐性的约束力。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虽然没有明文规定行长或领导人一定要来自于美国和欧洲，但这两个机构有非常明显的默契，世界银行行长通常是由美国人担任，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领导人通常来自于欧洲。所以，这就是典型的隐规则、隐约束。当然，规则不管是软的还是硬的，依然可以通过最高决策层的规则来改变。

如果按照约束的范围来分，还分为普适性规则和条件性规则。所谓普适性规则，就是没有例外，一旦达成，所有成员必须要遵守。那么条件性规则，可能会根据不同的情况，做出不同的安排。比如，在碳排放上，对不同的国家会有不同的要求，这就属于条件性规则。

在国际规则供给方面，好多人说存在供给不足的问题。因为存在好多问题，特别是国家间有各自的利益诉求，都希望规则能够对自己友好。通常来讲，国际规则有时候会出现非中性，会对一些国家有偏向，但这种规则的非中性是不是就一定会导致规则供给的不足？其实，我觉得一分为二看。为什么这么讲？二战之后，如果规则非中性，理论上讲，美国一家独大的时候，它的规则制定权是比较强的，所以它能够很快推动规则的制定。随着民主的过程，规则制定似乎难度越来越大，所以会带来越来越多的公共产品供给不足。但是另外一方面也要看到，如果是强制性推动的规则也会带来一些负面效应，而这个效应要在若干年后才会慢慢反映出来。因为在很多情况下，一个规则的制定者并不真正了解什么是对他有利的规则。我们更希望看到的是一个可持续的、长期的、能够让经济良性发展的规则制定。这不仅对规定制定者本身有好处，对全球也是有好处的。

4. 全球经济治理的趋势

全球经济治理出现了一个大的趋势——多元化。多元化与上文讲的结构变化是有关系的。最近几十年，全球经济正在经历一个多元化、分散化的过程。从长的时间维度来讲，有几个比较典型的趋势。第一，国际体系行为体趋向多元。除了有国际组织，有国家间集团，还有经济论坛、区域合作机制，甚至还包括民间社会参与。第二，国际体系覆盖领域不断拓展。比如，2016年G20开始关注素质经济这个领域。第三，国际体系的联系程度不断增强。除了全球价值链的生产方式、全球化的布局之外，现在通讯技术、互联经济、移动经济的发展都让国际体系的联系得到加强，或者说它们带来的生活便利使我们已经不能再把国家与国家隔离开了，因为大家已经不再习惯不联通的世界了。

当前，全球政治的进化过程也是逐步发展的，不是一个简单的重复，而是对上一周期的开拓和发展。因为国际政治是经济力量所推动的，但反过来国际政治的变化也会影响到经济。全球经济治理领域跨了两个领域，一个是经济问题，一个是政治问题。我们既要理解经济是怎么发生、发展和变化的，我们要知道正在面临最棘手的问题是哪些，需要怎么解决，用什么更好的方式解决，同时我们也要知道怎么更好地用政治沟通的艺术或者说政治治理方式来实现经济治理机制。因为有时候经济的理性并不代表政治的理性。所以，对于全球经济治理，我们既要了解经济治理，又要了解国际政治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