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昇：盛唐的背影（下）（12）

（二十五）远去的背影

史朝义自杀身亡，手下叛将纷纷投降。不过，节度使割据，史朝义的死只是安史之乱告一段落。唐后期出现三大问题，一是藩镇割据，二是朝廷内部宦官专权，三是朝廷的朋党之争。唐的有识之士在反思。安禄山登上政治舞台开始，回想整个过程，重新演绎一遍，原因找出来，动乱有几个为什么要间。一是许多人都在间，这是偶然还是必然?安禄山因为偷盗要处斩，引起了幽州军政大员的注意，打了败仗要处斩，受了唐玄宗的包庇，这不是偶然吗?这样的机遇，不能说是必然。能不能说成是命呢?也不通。事先安排好的?仿佛不是这样。不能说成是命，有偶然的机遇。被重视，不会导致叛乱。受到重用，一般都有知恩图报。安禄山也有。他也拼命打仗，立功。也因战功提到节度使位置上。带出了一支英勇的部队。安史之乱也成了悖论。他不是冲动导致的。原因究竟在哪里?安禄山有运气，一次次地碰到好运气，玄宗走向盛世，玄宗厌倦政治，不想理朝政，得过且过，这对安禄山是机会。是不是唐没有健全人事制度导致安史之乱爆发?显然是否定的。唐走向盛世，靠的就是完好的人事制度。唐太宗立国后，就深信国家强大靠两条，一是得人，贞观得人之多，少有可比。二是富民，让百姓富起来。国家才有稳固的社会基础。一定得有好官，唐太宗建立强国的目标，确立的基本国策，就是人事组织制度与藏富于民的长远政策。人事制度，科举打破门阀，官员有考核，把慵懒的罢免，绩优提升，这一套人事制度，在每个环节上把关。不管有多大政绩，都要有任期，要在相关部门上走。不像安禄山一样在同一岗位上待好久。唐的人事制度上，唐太宗以身作责，《帝范》是给皇帝立的规矩。这样的事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武则天写《臣轨》，一比较就知道差别。严于律下，就走向独裁。如果政治系于喜怒与好恶，就是糟糕的。武则天大批逮捕官员，以帮派划线，清洗官员。用自己的喜好提拔官员。全控制在集权中。其实，往往走向了反面，迅速腐败。武则天及以后，都是通过皇宫中的白条来当官。不通过考核，拿着白条就可以换官做。这样的政治能好吗?到了玄宗上台，最大的政绩就是拨乱反正。先得治好官吏队伍。严格恢复贞观时期的手续，按规定来办。使得唐在玄宗手中不断走向兴盛。这种情况维持了二十几年，李林甫出现了，要用目不识丁的人，玄宗同意，因为他不想间政，让李林甫干。李林甫也有道理。提拔目不识丁的军人，道理就在按照制度办，就会扼杀人才，使得有特殊本领的人不能脱颖而出。变制度，就为特殊人才。这些道理，许多人都接受，后面的隐藏，却认识不到。制度是规矩，应该最大限度地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不过总有代价。会使个别人才不可能出来，就得权衡，是为个别人量身打造还是为多数人服务?夸大后，大家认同，完了，改变了规则，发现好人被整，好人下去了。无法遏制了。实现了个别人的专制。安禄山的特殊地位就是这一套玩法的结果。玄宗不想间政，不能以制度代价换取眼前的利益。这是历史的血的教训。手段卑鄙一定是目的的卑劣。这种不合理的情况出现，就是因为玄宗觉得安禄山亲，听话。却从来不想，权力与金钱在安禄山心中更亲。安禄山攫取权力，最后反咬一口，这是安史之乱的必然性。专制一定排除任何障碍，皇帝也有其中。治国首先得治好官，这是第二个教训。作用官员上要强调对制度的忠诚而非对人的忠诚。

唐朝人事制度外的问题：别的原因还有，就是唐的制度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唐用的是屯田制，能恢复社会生产，社会会稳定下来。这是好的做法，虽然有强制性。后来土地国有化，成了北魏到唐的基础方面。这里，国家有特别设计，划出一块地来，选农民出来世代当兵，国家给土地，种土地收成归你，但是对国家要承担当兵的义务，组成了府兵制。军队的制度是与国有土地完全捆绑起来，西魏时维持好，唐出现了问题，唐社会繁荣了，经济的发展会带来巨大变化，要求资源的集中，土地小块化，市场却要求集中，提高产量。分得土地的农民要承担赋税，国家太强势，官吏太凶，会造成农民的破产。服役，他们最怕，恐怕回不来了。农民就逃了。经济发展后，多种经济出来，要求从农业转移出人口来。他们从户籍中逃掉。造成国有土地制度的崩溃。府兵制也跟着崩溃了。国家得转变，从原来征兵，转为征职业兵，唐玄宗出大量职业兵，才有节度使，才有安禄山登场。他们训练打仗战斗力强，部署在边疆。玄宗时，外边的少数民族强大了，不断扰乱唐边疆，以前骑兵打完跑了，现在必须设置快速反应的部队，节度使是好的用意，长期驻扎在边疆，要防御外敌入侵，兵力就要多了，就内重外轻了。原本地方少量部队，难反叛。现在变了，地方可以与中央抗衡。甚至节度使手握重兵，军队就可以与中央抗衡。怎么驾驭呢?玄宗不是从制度上想办法，而是加强与节度使的交流。与节度使打闹，个人建立关系，形成绝对忠诚关系，又走向了人治，因人而治，人变了人治就会变。李林甫镇得住，一死，杨国忠不行了。马上就成了危机。成了直接的危机。人治不稳定就在这里。容易因为利益起矛盾，易变性突出。拿这个来治国，间题就大了。古代体制特点就出来了，对人有高的要求，选精英治国，选道德的有自律的，就得拔高道德要求。可是这不能随便提，否则做不到，就成了虚伪。最后就是恬不知耻了。这些官员一开始不是坏人，有一个变化的过程。玄宗太善良了，给了节度使太多权力。节度使在地方，集中多种权力于一身，受约束时还听话，不受约束时，制度的弊端就出来了。安禄山身上就体现了出来。宋借鉴这个教训，抑制军人，又过度了，走了另一极端。这是矫枉过正。明后，中国经过长期发展，终于学会了治理军队。剥离开了政权军权财权等，形成了强有力的国家军队。    绎济发展后玄宗的决策：唐中叶，社会大繁荣后，发生的变化巨大。更重要的是国有土地制度崩溃后，许多制度跟着变了。最大的变化是人头税向资产税手工业税等转变。大量的农民成了各领域的人。以前会强制送回去，现在却行不通。国家也不可能再实行之前的做法。之前的税是人头税。现在不同了，变成了资产税专卖税，人口转移了，怎么办?玄宗设立了大量的使职。有租庸使有盐铁使，这些人都是专事专办。头疼医头，在历史文献上能找到的使职有几百种。节度使不过是其中一种。大量设置后，远远超过了原来国家机构的设置。这样的多官，影响是政府职能的碎化，专项的事情。对民众是政出多门，不胜其繁。三是多种税收重复征收，加重了百姓的负担。这些使职没有严格的监督。   

安史之乱唐朝出现的问题：唐玄宗还缺少整体的思考，完全流于应付，才导致了动乱。社会得有清晰的洞察，敢于领导，得有高瞻远瞩的，能设计系统的制度的领导人。玄宗就是典型的例子。后来相当时期也没出现这样的领导。以前是全听皇上的，后来是地方强了，朝廷要与地方协调关系。这个制度怎么建立?零。地方有利益，就会在朝廷中表现出来。要不要承认地方的地位?制度的建构还得有。唐后期的三大问题，跟后面的皇帝跟制度建设有关。皇帝不思考，只推责任，认为是胡人动乱造成了的，就成了排斥，走向了封闭。就走向了内耗与衰落。安史之乱是古代盛衰的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