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相逢岂止在战场——记新中国第一批外交官（3）

姬鹏飞一进入新华饭店的大厅，只见一位年轻英俊的军官马上立正行军礼：“老部长，好！”这是延安时期姬鹏飞任中央军委卫生部长时部下对他的习惯称呼。这位军官叫王雨田。河南医科大学毕业后，又在北平协和医院研究生班进修过。“一二·九”抗日学潮中，他曾任开封市学联主席，领导过数万学生游行、罢课、卧轨等抗日活动。当1937年“七七”事变时，他投笔从戎，投奔延安参加革命，在中央军委卫生部当了一名普通医生。1938年姬鹏飞奉命调往新四军工作时，将王雨田作为助手带到新四军，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姬鹏飞介绍王雨田加入了共产党。后来王雨田任新四军七师卫生部长。

1944年山东军区政委罗荣桓生病。陈毅司令员派在新四军工作的奥地利医生罗生特去山东给罗荣桓政委治病，需要一名既懂医术又懂外语的干部同行，陈毅司令员挑选上了王雨田。这样王雨田离开了新四军前往山东，时任山东军区卫生部长，并与罗生特一起给罗荣桓政委治病，后随其去了东北。没想到与姬鹏飞分别几年后，又在外交部与老首长相逢，这使他激动万分。最初姬鹏飞准备去英国当大使，后因中英建交未果，就改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任使团长（因当时民主德国是苏占区，故称使团长）。而王雨田则被派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任参赞，在他以后几十年的外交生涯中又一次成为老部长的部下。

再铸辉煌

1950年8月，中国首任驻朝鲜大使倪志亮（左四）赴朝任职，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左三）、朝鲜首任驻华大使李周渊（左五）等前往北京火车站送行

作为军官，在他们的戎马生涯中最熟悉的事情就是带兵打仗了。正当他们指挥着千军万马横扫国民党残余势力，为解放全中国做着不懈努力时，组织上调他们到并不熟悉也不善长的外交战线工作，起初许多人并不愿意离开部队，有人专程去找领导申诉不去的理由。

韩念龙正在作战室里制定解放定海作战方案会议时接到调令，他马上找到陈毅司令员表示要留在部队参加作战。陈毅司令员斩钉截铁地说：“少说费话，执行命令，赶紧动身！”

王幼平所在的部队正在进军桂林，途中接到命令后，他听说刘伯承、邓小平两位首长要到长沙，就赶到长沙等候首长。当见到刘邓首长时，王幼平表示参加解放西藏的请战报告已呈上，是否可以不去北京报到了？邓小平说：“晚啦，中央要调3个人去外交部，阎红彦已决定不去了，中央调3个人只去一人不好交待（刘志坚到北京后中央另作了安排），服从组织安排。”

姬鹏飞到了北京后还认为只是暂时过渡到外交部，以后还是要回部队的。没有想到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一干就是几十年，将自己的后半生全部奉献给了新中国的外交事业，成为出色的职业外交家。

他们是军人，在新华饭店里，时而三五人围在地图旁关注着全中国的解放进程；时而打电话询问自己所在的部队的行动，并不时地出谋划策；时而又聚在一起为解放西藏、解放台湾的战略战术争得面红耳赤。

他们是军人，深知“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的道理。在课堂上、在宿舍里到处都可以看到他们相互切磋、互相交流的场面。袁仲贤在对英国“紫石英”号军舰侵犯新中国主权时对外交涉的过程和耿飚将美军观察组从延安带到晋察冀根据地的经历，都成了经常谈论的话题。许多人又拿起了书本，重温起遗忘的外语单词，因为他们清楚今后将不再是用刺刀去拼天下，而是要用知识武装起来的头脑去搏高低。

他们是军人，军人的天职是服从命令听指挥，他们摒弃自己的愿望，在祖国需要他们的时候，无怨无悔地作出了坚定的选择。

他们是军人，当他们站在新中国外交第一线上时，深感肩上责任之重要，面临新岗位的挑战，面对新的使命，他们像军人在战场上冲锋打仗一样，无所畏惧，勇往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