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协商挑选,首批十几位驻外大使名单尘埃落定,他们是:驻苏联大使王稼祥(东北局城工部部长);驻匈牙利大使黄镇(解放军总政治部第一研究室主任);驻波兰大使彭明治(四野十三兵团副司令员、北京警备区司令员兼南宁警备区司令员);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谭希林(三野七兵团副司令员、三十二军军长、山东军区副司令员);驻罗马利亚大使王幼平(二野五兵团政治部代主任);驻保加利亚大使曹祥仁(四野副参谋长、军委机要工程学校校长);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使团长姬鹏飞(三野九兵团政委、杭州警备区政委);驻朝鲜大使倪志亮(西满军区司令员、东北军政大学及中南军政大学副校长);驻越南大使罗贵波(太原警备区司令员、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驻瑞典大使耿飚(一野十九兵团副司令员);驻印度大使袁仲贤(三野八兵团政委);驻巴基斯坦大使韩念龙(二野三十三军政委、上海警备区副政委);驻缅甸大使姚仲明(济南市市长兼第一书记);驻蒙古大使吉雅泰(内蒙古宣传部长);驻印度尼西亚大使王任叔(中央统战部副处长);驻瑞士公使冯铉(东北局社会部副部长、中央军委联络部天津局局长)。
这些第一批出任大使的将领在1949年11月陆续离职,奉命来京开始他们的外交生涯。还有一批从部队中优选出来的师团级干部也同时来京加入到外交官的队伍。
相聚京城
1964年,周恩来(前排右五)、陈毅(前排左七)会见部分驻外使节及夫人
第一批外交官来自五湖四海,那种在战争烽火中建立的互依互存、患难与共的战友之情、兄弟之情使得原本安静的饭店到处是畅快的笑语。
当耿飚开着部队赠送的吉普车携家带口地来到新华饭店时,不停地与长征时期的老战友姬鹏飞、谭希林、彭明治、倪志亮打着招呼。他看到曹祥仁时,上前拍着肩膀说:“老兄,没想到刚分手几个月,我们又在这里重逢了。”原来耿飚率领的十九兵团参加完平津战役后又马不停蹄地挥军大西北战场。在西北战场,军委为了加强军事通讯联络,将精通无线电通讯技术的四野副参谋长曹祥仁调到十九兵团协助工作,他们并辔驰骋在大西北的广漠原野上。
说话嗓门很大的黄镇见到姬鹏飞时激动地说:“当时若不是您出手相救就不会有今天的黄镇了,救命之恩永生不忘!”事情是这样的:黄镇从上海美专毕业后投奔冯玉祥的部队当了兵。蒋介石为遏制冯玉祥,将冯玉祥的二十六路军派到江西去围剿红军。部队驻扎宁都后苦于受蒋介石的歧视,加上红军的反击与围困,粮饷不济、瘟疫流行。二十六路军是以北方人为主的部队,不适应南方的环境气候,许多官兵死于疟疾、赤痢等病。身为上尉参谋的黄镇也患上了赤痢病,病危之际,当时的军医姬鹏飞给了他一瓶德国产的特效药“铁丸”,才使他从死神那里逃了出来。在共产党员赵博生、董振堂的领导下,二十六路军17000人起义参加了红军,组建了红五军团。从此姬鹏飞、黄镇都参加了革命。
王幼平与黄镇可是老相识了,当他们回忆起共同经历过的硝烟往事,提起互换书包的事时,都不禁哈哈大笑起来,王幼平对黄镇说:“那次你可占大便宜了。”那是在长征路上,黄镇由红五军团调到总政治部工作,一有空闲时间他就拿起笔描绘红军长征途中的场景,日积月累,绘画已经有好几百张了。他把这些画放在一个布书包里,雨打即湿、日晒又干,使得这批画难以保存。一天,他见到宁都起义时的战友王幼平来红军学校学习,身上背着一个非常漂亮的皮包,心想要是能用它来装自己的画该有多好,于是毫不客气地向王幼平提出换书包的请求。当王幼平得知黄镇是用来保存他的画就爽快地答应了。从此以后这个皮包就与黄镇形影不离了,无论是冲锋打仗还是行军露营,总是精心保护。但长征路途漫漫艰辛异常,黄镇在长征路上画的画还是遗失了不少。
1938年上海作家阿英从别人手中得到数十张黄镇画作的照相原稿,看过后惊喜万分,认为这些画对国内外宣传红军长征有着巨大意义,于是不惜代价,整理成册,以题为《西行漫画》印制了2000册。因当时画稿未署名,辗转得知是从山东抗日根据地的肖华那里得到的,就在作者一栏中署名肖华。1959年作家刘白羽的朋友在北京隆福寺书摊上发现了这本画集,他向刘白羽推荐此书,刘白羽感到这是本重要的历史见证,是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建议重新出版。人民美术出版社采纳这个建议决定重新出版,当他们找到总政治部副主任肖华请他写序言时,肖华十分惊诧,说不是他画的,但又记不清是谁画的了,所以在这本画集出版时,作者一栏就空着。直到1961年人民美术出版社通过线索找到黄镇时才得到确认。
倪志亮与黄镇是一对珠联璧合、配合默契的搭档。在抗日战争时期,倪志亮任晋冀豫军区司令员时黄镇是政委,二人关系密切,更不被人所知的是倪志亮是黄镇的“大媒人”。倪志亮夫人石玉瑛有一个好朋友、好同学叫朱霖,经倪志亮夫妇撮合介绍给了黄镇。在战争年代没有那么多“花好月圆”的恋爱时间,很快他们就成亲了。几十年相濡以沫、感情融洽、同甘共苦的黄镇、朱霖夫妇非常感谢他们的“媒人” 倪志亮夫妇。当石玉瑛见到朱霖时打趣地问:“怎么样?当年我没介绍错人吧?”朱霖含笑答到:“那当然了……”
凡是在延安工作过的同志都看过当年在延安轰动一时的话剧——“同志,你走错了路!”当大家听说这部话剧的作者姚仲明也在学习班时,都情不自禁地围着姚仲明畅谈自己对该话剧的观后感,并常常为剧中人物的安排及结局争论不休。
姚仲明见了黄镇急忙上去握手打招呼:“我们不认识,但您的大名如雷贯耳。”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为避免内战,国共双方加上美国,成立三方调解领导小组(简称军调部)处理在国共之间发生的摩擦。黄镇出任军调部执行小组中共驻新乡首席谈判代表(少将军衔)。在国共谈判期间新乡地区异常激烈,发生了一件震惊全国的事件。有一次三方代表乘两辆吉普车前往一个地区视察,由于车速过快尘土飞扬,在接近我方阵地时,哨兵鸣枪警告但车仍然前进,哨兵开枪误将蒋方一名少校翻译打死。此事被蒋方大肆渲染,并组织地痞流氓将中共代表团驻地团团围住,天天滋扰闹事,还扬言要“血债用血来还”“处死黄镇”……黄镇面对困境冷静沉着,开展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中共代表团强烈抗议下,中调执行总部出面解决了这次纠纷,被围困6个月的中调部新乡中共代表团顺利地撤回解放区。姚仲明告诉黄镇,他当时是青岛中调部执行小组成员,听到黄镇处于危险之中,大家都为他的安危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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