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从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中汲取协调推进社会发展的智慧和力量
习总书记在2014年12月的时候,正式提出“四个全面”。其实,“四个全面”的每一个全面都很全面,所以“四个全面”放在一起就更全面。这是讲一个什么问题?其实“四个全面”非常复杂,因为要协调推进,首先要协调。如果把中国比作一辆高速行进的列车的话,那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相当于目标系统。大家注意,小康只是我们整个目标系统的一小部分。像我们从北京到上海一定要路过天津一样的,天津相当于小康目标,上海相当于基本实现现代化中国梦的目标。所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个目标系统;全面深化改革是动力系统,是推动列车前进的驱动系统;全面依法治国是轨道,是保障系统;全面从严治党是操控系统,控制列车什么时候快,什么时候慢,该怎么样进行转弯、调节、修理等。所以,“四个全面”的内在有非常好的关联,而协调推进是很难的。
另外一方面,“四个全面”的每一个“全面”其实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所以我们要增强智慧和力量。
全面依法治国之难不在于建章立制,不在于制定法律,而在于法之必行。比如,中国式过马路,就是攒攒攒,人攒够了就走了,管他红灯还是绿灯,人少了肯定不行,撞上了自己倒霉,但是人多了他就不敢撞了。这显然是规则意识严重缺乏的表现。所以,法之必行比立法还要难。为什么我们要提倡文化呢?因为文化的治理是有效降低社会治理成本最好的方式。用鞭子抽,用罚款的方式,都没有用文化更走心,所以总书记特别重视文化,待会儿我会讲。
全面深化改革之难。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上有许多杰出的改革家,站在最前列的包括商鞅、王安石、张居正等改革家。但是,商鞅、王安石、张居正具有的共性特点是结局都不是太好。结局最惨的是谁?大家一般会想到商鞅,因为商鞅被五马分尸,处以极刑,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商鞅不一定是什么最惨的?我们不要光看人,还要看政策。用赵本山的话来说,商鞅是什么?人没了,政策还活着。王安石呢?人活着,政策没了。所以,要想在中国推行改革,既要保证政策平安,还要保证人平安,这是要有极大的政治智慧才可以做到的。所以,我们为什么对邓小平同志那么佩服呢?他是最成功的一位。这就是我们的国情、我们的政治特点所决定的。所以,一个人不管你再英明、再伟大、再正确,一旦触动了别人的奶酪,他就一定会跟你急。这应该是一个通则。所以,这就需要一些改革的智慧,而不是简单地出政策,然后等待政策去贯彻。所以,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需要与总书记一块思考。
全面从严治党也是很难的。共产党要同时增强自己五个方面的力量:学习的力量、理论的力量、组织的力量、人格的力量、廉洁的力量。这才能使全面从严治党真正立得住。所以,我与大家分享:我们要做一个乐观的悲观主义者,要把困难多想一些,想足一些,想够一些,但是总体上要保持一种乐观的姿态。只有这样才能比较务实,所以要做一个浪漫的现实主义者。所谓浪漫,就是“君子不器”,我们要善于想象和创造,但是同时要极具现实感,要从现实问题出发,只有这样才能把事情做好。
五、从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中汲取政治建设的智慧和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对于我们的政治建设高度重视,这是他的底线和标准,这是不能退让的。比如,我们要理解总书记讲话,大家要记住他的政治观有三个关键词:底线思维、战略定力、颠覆性错误。
什么叫底线思维?我们要保持底线思维,就是该改的坚决要改,不能改的坚决要守住。什么是我们的底线呢?我个人理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就是我们的底线,这两个底线什么时候都不能够去掉。
第二个关键词叫战略定力。我们改革是基于我们的需要出发的,不能因为别人喜欢什么,我们就朝什么地方去改;不能因为别人不喜欢什么,我们就把什么东西改掉,这样的话就不是我们自己了。到目前为止,中国是世界第一个体量最大、人口最多、历史最悠久,同时也是在基本不丧失自己的政治特性和文化特性的情况下初步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其他国家,要么丧失了自己的政治特性,要么丧失了自己的文化特性。只有我们中国体量这么大,历史这么悠久,但比较好地保持了自己的政治特性和文化特性,然后初步实现了现代化。西方国家实际上是给全世界做了一个单项选择题,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但是我们中国人把单项选择变成了多项选择题。这个意义大不大?前提在于什么地方?就在于我们在政治上有自己的判断和见识,不盲从。所以,我们既不走老路,也不走邪路,我们要走自己的新路。而且这个新路不能以丧失自己的民族传统文化和政治特性为代价。
我们观察当代中国共产党有三个问题绕不开,但是现在解释的并不是很好,又特别值得我们思考。为什么中国制度经历了这么大的社会变迁,而中国共产党却保持了自身的相对连续性和稳定性?为什么很多外国人预言市场化、全球化、信息化会冲垮中国共产党,但是中国共产党却挺住了?为什么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没有犯过大的致命的错误,并且抓住了若干难得的机会?这些都很值得我们思考。这与我们在政治上有定力、底线和有自己的见识判断有关系。
所以,习总书记在“七一”讲话里面讲到了一个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超大国家,借助于党的渠道实现了统和,这种统和要远远超越具体的民族、宗教、地域之上,实现了一个高度的统和。
共产党还发展出了很多核心的能力,来保证肌体的不断更新和创新。习总书记在政治上特别清醒,他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说,设计和发展国家政治制度,必须注重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形式和内容有机统一。不能割断历史,不能想象突然就搬来一座政治制度上的“飞来峰”。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说,一个国家的民情、民风、民俗决定了这个国家的法律特征。一些外国政治理论家,号称继承了西方的政治理论传统,却对这些论断视而不见,老是用一些特别抽象的一体化的东西来要求我们。我觉得,我们在理想上肯定是一致的,都希望人类过上一个美好的、幸福的、有序的生活,但是在具体路径上,不一定要完全一样。所以,问题是共性的,但是解决方案是个性化的,这应该成为我们党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如果他们把解决方案变成一个单项选择题,这个就令我们不可接受。
习总书记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专门提到了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这些国家出现了什么情况,大家都清楚。由于一些西方国家把答案变成了单项选择题,甚至不惜用武力的方式把一个“美好”的东西给了人家,这些国家不但没有吃到美好的果实,反而处于战火纷飞之中。这特别值得我们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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