勿忘多党合作制度建立之初心

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当代中国基本政治制度，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合作的政治基础，也是多党合作制度建立的标志。共产党的领导和多党派的合作是我国政党制度互为条件的两大要素，执政党和参政党互为支持，构成多党合作的制度架构，具有区别于其他国家政党制度的特点和优势。民主党派产生发展的历史特点，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合作的历史逻辑，历史发展中体现的道义得失和人心向背，提醒我们面向未来，勿忘多党合作制度建立之初心。

民主党派产生和发展的历史特点

首先，中国的民主党派是在国共两党的对立、合作与斗争过程中产生的，民主是它们的共同追求。在国民党一党训政的政治体制下，民主党派以民主的方式、和平的方法去追求民主的权利，“以言论以理性去活动，去争取大众的同情拥护”，培养中国政治上的民主势力。但是在国民党的一党独裁统治之下，仍然不能摆脱被镇压、组织被宣布为“非法团体”、党员被监禁被迫害、党的领导人被暗杀的厄运。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存在和发展，没有中国共产党以武装革命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斗争，民主党派的产生和发展是不可能的。

其次，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主张方面各民主党派各自有所不同，但是在民主、抗日、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等根本问题上，在争取人民的民主权利和国家独立的政治目标上，民主党派同中国共产党是完全一致的。民主党派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无论从道义上还是从共同政治目标上，都是相互支持的政治力量。

第三，我国民主党派的产生和发展命运，是由中国社会当时的阶级状况和具体的历史条件决定的。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华民族同帝国主义、人民大众同封建主义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无产阶级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只占少数，而最广大的人民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他中间阶级。各民主党派就是广大的中间阶级和阶层的政治代表。这些阶级和阶层由于身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买办势力的压迫剥削，具有强烈的爱国心和反帝反封建要求。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领导革命的斗争中，也迫切需要争取联合中间阶级和阶层，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以便彻底孤立和打击最主要的敌人。各民主党派就是在这样的具体历史条件下，经过长期的孕育，在抗战时期和抗战胜利后的两个中国之命运决战时期形成的，由此决定了民主党派同共产党之间在政治上相互支持的基本态势。

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合作的历史逻辑

当代中国政党制度是在民主革命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对于中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党制度，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在与国民党一党专政政治体制的斗争中均有所思考和尝试。共产党认为，在整个新民主主义过程中，不应该是一个阶级专政和一党独占政府机构的制度。毛泽东提出：“抗战是由国共两党的合作和各阶级各党派各民族的合作来支持的。”共产党在政治上团结各民主党派，在政权建设上、在政权机关包括参议会的人员构成上实行同民主进步人士合作的“三三制”政策，是共产党在政权中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的开端。1944年9月共产党代表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立即废止国民党一党训政制度，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实行民主宪政，得到各民主党派的广泛响应。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是抗战后期和抗战胜利后各在野党派的一致呼声，也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要求。1945年春天中共“七大”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政治报告，可见联合政府问题的极端重要性。“中国现阶段的历史将形成中国现阶段的制度，在一个长时期中，将产生一个对于我们是完全必要和完全合理同时又区别于苏俄制度的特殊形态，即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态和政权形态”。这样的国家形态和政权形态，决“不应该是一个阶级专政和一党独占政府机构的制度。只要共产党以外的其他任何政党，社会集团或个人，对于共产党采取合作的而不是采取敌对的态度，我们是没有理由不和他们合作的”。

民主党派的创始人大多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和政治家，他们有渊博的政治知识和丰富的社会阅历。如张澜、黄炎培、梁漱溟、沈钧儒、马叙伦、王绍鏊等不仅是民国初年议会多党政治的参与者，对多党制在中国的悲惨命运有深切的体验，而且又亲受国民党一党专政之迫害，对国家政党制度和前途命运有独到的思考。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创造一种中国型的民主，是民主党派的基本政治共识。如民盟提出，民主的意义随着时代的进步在演变进步，民主制度亦随时代在演变进步。“中国民主同盟在中国所要建立的民主制度，绝对不是，并且绝不能，把英美或苏联式的民主全盘抄袭。我们要依靠英、美、苏的经验，树立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