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时落脚点的变化

毛泽东曾说：陕北是落脚点，也是出发点。落脚陕北使中国革命重新建起了大本营，随即吹响了全民族抗战的嘹亮号角。然而，到陕北落脚并非中共中央和红军最初的打算，而是在极端险恶的转移过程中为了摆脱敌人和保存自己，根据敌我情况变化不断调整原定计划的结果。整个长征途中，中共中央对落脚点的选择先后发生了七次变化。

川黔边根据地

湘江一战，红军由8万多人锐减到3万余人。更为严重的是，蒋介石已经判明了红军的战略意图，调来五六倍于红军的兵力，在湖南武冈、绥宁等前往湘西的路上布下了一个“口袋阵”，等着红军往里钻。危急关头，毛泽东提出放弃移师湘西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到川黔边建立根据地，但博古、李德不予采纳。

1934年12月11日，红军到达湖南西陲的通道县。12日中午，中共中央在此召开了军事紧急会议，讨论红军行动方向问题。毛泽东从敌军重兵阻拦这一情况出发，力主西进贵州。

15日，红军穿越湘南进入贵州，先头部队占领了黔东边城黎平。中央政治局遂于18日在黎平召开会议，继续讨论红军行动方针的问题。经过激烈争论，主持会议的周恩来最后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随后，中共中央又在贵州瓮安县猴场召开了政治局会议，重申黎平会议的决议，最终确定在川黔边地区建立根据地作为红军新的落脚点。

川西北根据地

黎平会议后，红军进行了缩编，部队轻装前进。本着避强打弱不避战的方针，红军一路势如破竹，连克数县，抢渡乌江，轻取遵义。

遵义会议前后，由薛岳率领的周浑元、吴奇伟两个国民党“中央军”纵队，还有川、黔、滇等地方军阀的部队共150多个团，对红军所在的川黔边地区形成了新的包围圈。形势再度危急，要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根据地已经不大可能。在此情况下，刘伯承、聂荣臻等川籍将领在会上提议“打过长江去，到川西北去建立根据地”。

他们的理由有四：一是有红四方面军的川北根据地可以接应；二是四川是西南首富，人烟稠密；三是川北背靠西康，后面没有敌情；四是四川对外交通不便，蒋介石想往四川调兵不易。会议经过讨论采纳了这个建议。

云贵川边根据地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积极准备，打算从宜宾附近北渡长江。蒋介石急令川军刘湘集中兵力在长江南岸阻击，又令薛岳和黔军王家烈率部渡乌江尾追，企图围歼红军于川江南岸地区。很快，各路敌军纷纷逼近川南，而川军又有40多个团扼守长江北岸，形势的变化使渡江变得十分困难。

1935年2月7日，彭德怀和杨尚昆向军委建议，暂停渡江计划，将红军集中到云南扎西地区进行整编，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正在扎西召开会议研究红军行动的中央领导采纳了他们的意见，当天便作出指示：“根据目前的情况，我原定渡河计划已不可能实现。现党中央及军委决定，我野战军应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

2月16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发布了《告全体红色战士书》，宣布扎西会议关于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停止向川北发展，而在云、贵、川三省地区中创立根据地的决议精神。同日，中革军委又致电江西中央军区、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通告停止执行北渡长江计划的决定。此外，根据军委指示，各军团在扎西进行了整编，并组建了中共川南特委和红军川南游击队，开始为根据地建设做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