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平：别把阳明心学理解偏了

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历史链条之中，作为一种思想形态的阳明心学，在某种意义上是最后一个环节。它以儒家学说为根荄，整合了包括佛教、道家（道教）在内的不同思想形态的合理内涵以及宋代以来理学思想之精义，完成了以“良知”为根本理念的思想体系架构，体现出极为宏阔的理论涵容度与相当精致的思想结构。它要求把人人本具的“良知”落实于个体现实生活的实践领域，实现个体的经验生存与其本原实性的同一、实现存在与价值的同一，从而达成“致良知”与“知行合一”所要求的生存境界。正因此故，阳明心学实质上是一种“实践哲学”。但也正是从“实践”来考虑，阳明心学在其历史的繁荣过程中曾出现过的某种弊病，今天仍应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

关于“良知”本体的公共性

明代中叶以后，阳明学说在社会不同阶层中普遍流行，且分派众多，弊病也逐渐显现出来。晚明时代，尤其以王畿为代表的“浙中王门”以及由王艮为代表的“泰州学派”所开出的一路，也即通常所谓“王门左派”，更是出现了束书不观、谈玄说妙而事无根之游谈，甚至荡佚礼法、越出伦常之弊病，其情况正如刘宗周当年曾指出的那样：“今天下争言良知矣。及其弊也，猖狂者参之以情识，而一是皆良；超洁者荡之以玄虚，而夷良于贼。”（《明儒学案·蕺山学案》）公平地说，虽然“王门左派”有“解放思想”的现实效用，但就其结果而言，在理论上实是对阳明“致良知”说的误用；在实践上则对社会的公共生活秩序造成破坏。刘宗周所谓“参之以情识，而一是皆良”，即是把掺杂了“情识”的私意、私见、私欲混同于“良知”。“情识”虽然人人皆有，却是人人不同，把“情识”混同于“良知”，就自然得出“良知”人人不同的结论。事实表明，这一观点在实践上是危险的，它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借着“致良知”的名义而行“致私意”之实，却以任情适意、荡佚礼法、狂放不羁、肆情纵欲为“真性情”，从而落入“狂禅”“任诞”一路，这显然在事实上就走向了“致良知”的反面。晚明学术界所掀起的批判王学思潮，其主要目的即在试图匡正部分王门后学在实践上的此种弊病。就理论之严密及影响之卓越而言，刘宗周所提出的以“意根”为“独体”而倡导的“慎独”之说，最为富有理论创新与思想洞见。

我们今天重提这一问题，是因为历史的经验总是值得记取的。在王阳明“良知”学说的研究之中，关于“良知”人人本具，有其存在的绝对性与普遍性，这一点基本上不会有疑问，但人人所具的本然“良知”是否具有同一性或公共性，用通俗的话说，也即是“我的良知”与天下人人的“良知”是否相同，则或许仍然存在着重大误解。我个人认为，王门左派之所以陷入“猖狂玄虚”之弊，忽略“良知”本体之本原的同一性或公共性，把“良知”视为一己之私物，正是在理论上的一个重要原因。就阳明学说本身而言，所谓“良知”，原本就是天道在人的内在，故“良知即是道”（《传习录中·答陆原静书二》），所以“良知”才可能成为人之现实存在的本原实性。道的唯一性与绝对性，正是“良知”本体之唯一性、绝对性与公共性的本原。就“良知”在人人的本在而言，实质上是天道作为绝对存在的唯一性获得了其多样性的体现方式，正因此故，个体才得以获得其各自的存在本质并成为其个体性本身。正由于“良知”的个体性实质上是共享了作为宇宙终极本原之唯一大道的终究实性的，因此人的存在，才与天下万物取得本原上的同一性，而终究与天地万物共为一体。因此在王阳明那里，“良知”的公共性正是“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在理论上的本原性根据。坚持“知行合一”的实践，就是突破自我的个体性局限而把生命导向博厚高明之无限境界的圣人工夫。坚持“良知”的公共性，“致良知”的个体性实践才不会流于事实上的私心私意之任情适意的放荡，才可能实实在在地成为天下之公道、公理的实现途径。我们今天谈论阳明心学的实践意义，尤其需要彰显“良知”本体的公共性内涵，这样才能把“致良知”的实践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使之成为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公共价值的现实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