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扬：认识中国经济新常态（2）

一、作为长周期现象的全球经济危机

在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就敏锐地指出：“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实质上是世界经济长周期变动的反映，是资本主义各种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是全球经济结构深刻调整的历史结果。”这就明确告诉我们，必须从长周期的角度来理解仍由发达经济体主导的全球经济的运行及其变化；同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经济的新常态也须从世界长周期的视角加以分析。

长周期理论肇始于上世纪初苏联经济学家尼古拉·康德拉季耶夫（1925）的开创性研究。通过对主要发达国家数百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实证研究，他发现：在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存在着长度为50年左右的周期性波动，而驱动长周期波动的主要动力，则是重大科技革命和由其引致的固定资本的全面更新。

康氏之后，大量优秀的经济学家对长周期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对其理论架构和实践应用进行了拓展。熊彼特（1975）强调了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转换升级在长周期中的作用。他认为：以50年左右为一个循环的长周期，源于那些影响巨大、延续时间较长的创新活动，即以产业革命为代表的技术创新活动。科技革命引发创新，创新则带动经济发展。本质上说，创新是“对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是“创造性破坏”。其后，罗斯托（1978）提出了相对价格长周期论。他认为，初级产品与工业品的相对价格高低，是制动世界经济长期波动的杠杆，其中，粮食和原料等初级产品的相对丰裕和匮乏，以及由其引致的价格暴涨暴跌，是长期波动的主导因素。范·杜因（1991）在熊彼特技术创新长周期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创新生命长周期理论。他指出，任何一项基本创新活动，都要经历引进、增长、成熟、下降四个过程。这四个过程分别对应经济长周期运行的复苏、繁荣、衰退和萧条四个阶段。其中，复苏和繁荣一起构成长周期的上升阶段，衰退和萧条则共同构成长周期的下降阶段。

经济周期是工业社会的现象。从工业革命开始，世界已经历了五轮长周期。

第一轮长周期的上升期出现在1795年～1825年。这轮上升期的主要动力，是发端于英国以蒸汽机为代表的基础技术创新以及纺织技术的发展，“运河狂热”以及英国经济的“大跃进”，是其主要表现。

第二轮长周期的上升期出现在1850年～1873年，这主要归功于钢铁、煤炭和铁路诸领域的革新。发生在英国和广大欧洲大陆国家中的“铁路狂潮”以及英国的“维多利亚繁荣”，是此间最令人难忘的经济现象。

第三轮长周期的上升期出现在1890年～1913年。电气、汽车制造等技术的发明使用，使得电气、汽车和化学工业快速发展，并最终把汽车工业培育成支柱产业。欧洲的“美好时代”、美国的“狂飙突进年代”等，是最具代表性的现象。

第四轮长周期的上升期发生在1945年～1971年。这一时期的科技创新来源于更多的领域，包括电子计算机、生物、航天和新材料等广泛领域的革命性变化。这一上升期对应着发达经济体二战后增长的黄金时代。20世纪70年代初爆发的石油危机与美国经济陷入滞胀，结束了这一“黄金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