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扬:认识中国经济新常态(5)

摘要:经济新常态既给我们提出了严峻的挑战、难得的机遇,又给我们提出了艰巨的任务和美好的前景,关键是我们能不能审时度势,有所作为。李扬教授深入浅出地论述了新常态的概念溯源,讲解了全球经济危机、全球经济新常态,以及中国经济新常态,为我们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落实经济大逻辑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思想。

三、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主要特征

如果说全球新常态主要归因于长期停滞,那么,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主要特征则是结构性减速。不过,这种因“三期叠加”导致的经济增长速度由高速向中高速的下落,同时伴随着中国经济的总体质量、效益、生态及可持续性向中高端水平迈进。换言之,中国经济新常态包含着经济朝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细致、结构更合理的高级阶段演化的积极内容。这些趋势性变化,既是新常态的外在特征,又是其内在动因。

1.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减速

如果剔除2009年财政强刺激政策引致的2010年经济增长率“异动”,中国经济增速的缓慢下滑自2008年始,而且,下行的压力至今并未消减。对未来潜在增长率的预测,进一步佐证了我国的结构性减速趋势。中国社科院宏观经济运行与政策模拟实验室的预测结果显示,在2011年~2015年、2016年~2020年和2021年~2030年三个时间段内,中国潜在增长率区间分别为7.8%~8.7%、5.7%~6.6%和5.4%~6.3%,增速递减的趋势甚为明显。

导致我国经济出现结构性减速的原因主要有四。

一是要素供给效率变化。人口、资本和技术进步,构成支撑一国经济增长的三大要素供给。从人口供给看,过去三十余年中,每年数以千万计的劳动力从闲置、半闲置状态转移到制造业,构成支撑我国高速增长的主要因素。但是,从几年前开始的人口参与率下降、继以总人口下降的趋势,使得支撑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人口红利”逐渐消失,迎来了“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从资本形成看,在高储蓄率支撑下,过去三十余年,中国的资本形成率一直保持在相当高的水平上。然而,人口红利消失、传统工业化结束、消费率缓慢提高、资本边际收益率下降等,已使得无通货膨胀的资本投入呈逐渐下降之势,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从过去三十余年平均26%直落到2014年的16%左右,可为明证。技术进步的动态仍然令我们失望:资本回报率低、技术进步缓慢,是我们面临的长期挑战。要而言之,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增长率下降,技术进步缓慢,三因素叠加,在经济增长的要素层面,合成了未来我国经济增长率下降的趋势。

二是资源配置效率变化。过去三十余年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的是大量资源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从效率低的第一产业转移到效率高的第二产业。长期、大规模地进行这种资源重新配置,带来了劳动生产率的大幅提高。如今,中国的制造业份额(占GDP比重)已近饱和,人口等资源开始向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转移。然而,作为世界普遍规律,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显著低于制造业;在中国,由于服务业多处于低端,这种生产率差距尤为显著。基于这样的差距,当越来越多的人口和资源从制造业转移到劳动生产率相对较低的服务业时,中国经济整体的劳动生产率必将下降,并累及经济增长速度下滑。

三是创新能力不足。根据汤森路透的研究报告,2012年,以专利为主要指标的全球创新企业百强排名,中国企业无一上榜,以知名商标为主要指标的世界品牌100强中,中国仅有4个。制成品出口创造的国内增加值占出口额的比重,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国之间的技术水平差异。根据经合组织对全球价值链(GVC)最新测算结果,我国出口包含的国内增加值比例只有67%,而美国、德国和日本则分别为89%、85%和73%。应当清醒地看到,当我们基本完成了以赶超为目标、以进口为主要渠道的“学习课程”,并接近国际科技前沿时,或者,国外已没有系统的东西可供学习,或者,面对中国的崛起,发达经济体已经开始对我们进行全面技术封锁。面对此状,我们必须从依赖技术进口转向全面自主创新。但这一转变殊非易事。举例来说,我国专利申请量2014年已居世界第一,学术论文发表亦列世界前茅,但专利转化率却居世界中游。诚如习主席最近尖锐指出的那样:创新不是发表论文、申请到专利就大功告成了,创新必须落实到创造新的增长点上,把创新变成实实在在的产业活动。习主席的这段话,清晰地指明了我国创新能力不足的关键所在。

责任编辑:叶其英校对:潘攀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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