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扬：认识中国经济新常态（7）

2014年的中国经济，已经全面展示出新常态的多维特征。这些特征通过三个维度展现在世人面前：一是数量、规模维度，如经济增长速度、物价水平、财政收支、货币供求等经济运行的数量侧面，均如期而下；二是经济运行结构、效益和质量维度，诸如劳动生产率、产业结构、各种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数据的变化等反映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指标，正稳步改善；三是改革的进展和增长动力的转换维度，诸如商事制度、财税体制、金融制度、投资融资、企业组织结构、商业模式、产品结构等经济运行体制机制正在发生变化，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态势初步形成，一些新的增长点破茧而出，新的增长动力正在形成之中。如此等等的实践成果虽然只“小荷才露尖尖角”，但已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

四、引领新常态：改革与创新

经济增长速度由高速降至中高速，当然是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主要特征之一。不过，如果我们被减速“一叶障目”，看不到其背后发生的质量和效益的提高，便难以全面理解中国经济的新常态。我们已反复指出，在中国，新常态标志着中国经济迈上了新的台阶：意味着我们对投资驱动和出口驱动增长方式的摆脱，意味着对质量、效益、创新、生态文明和可持续发展的追求。简言之，新常态意味着中国经济“浴火重生”。

然而，新常态所指示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愿景绝非唾手可得。当我们说新常态开拓了通往新繁荣的康庄大道，那也指的是，它为我们创造了新的战略机遇，为我们的新飞跃提供了新的要素、条件、方法和环境——机遇要变成现实，还有待我们以壮士断腕的决心积极推进各个领域的改革，切实完成转方式、调结构、谋创新的历史任务。因此，所谓“引领新常态”，改革和创新之谓也。

1.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

在新常态下，稳增长依然是我们的目标之一。分析各类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在今后一个不短的时期内，稳增长的动力，仍然主要来自投资。我们体会，这正是中央反复强调要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的深意。

但是，在中国，投资又是造成产能过剩的渊薮。换言之，中国严重存在着投资/增长/过剩悖论——增长高度依赖投资，而投资经常会造成产能过剩。显然，在稳增长的同时，加速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消弭产能过剩。于是，以改革的精神来安排投资，是“发挥投资关键性作用”的关键。其要点，是要处理好投什么、怎样投和谁来投的问题。

首先是投什么。经过长达三十余年高强度的工业化，在传统商业环境下可创造较大商业利润的工业投资项目已基本被挖掘殆尽。基础设施中的经济基础类设施，经过2009年以来财政刺激计划的横扫，也已没剩下多少有利可图的空间。因此，启用投资引擎，不仅需要找寻新的投资领域，还须创造条件，让这些投资具有商业可持续性。分析起来，有三个领域值得关注：一是促进消费长期增长的社会基础设施，主要包括教育、文化、医疗保健、健康服务业等；二是有利于技术进步的更新改造和创新投资；三是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节能环保产业、大气和水污染治理、生态修复以及资源循环利用等产业。

其次是怎样投。中国是当今世界上少有的高储蓄率国家，因此并不缺少投资资金来源。在投资领域中长期存在的问题，是缺少长期资本的动员和筹集机制以及缺乏解决“期限错配”的有效机制。我国金融体系以间接融资为主，这种金融结构内在地就有提高债务率的弊端。我们必须下决心改变这种状况。概言之，改革的方向有四：其一，采取切实措施，将“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的目标落在实处；其二，放开国家对信用的统治，创造有利于资本形成的机制，特别是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各类投资领域，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供合适的金融环境；其三，鼓励各种将债务性资金转变为股权性资金的金融创新；其四，充分发挥类似国家开发银行等长期信用机构的作用，同时，逐步放松对商业银行从事投资的限制，从根本上消除债务融资比重过高的基础。

再次是谁来投。传统上，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突出地存在着自然垄断性、公共性和外部性，这就从技术上摒社会资本于基础设施投资领域之外。然而，近几十年来，随着管理能力的提高和现代科技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发展，那些影响社会资本进入的技术障碍，或者渐次消失，或者可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予以克服。这就为在这些领域中引入社会资本开辟了广阔空间。目前采取的公私合营（即PPP）或者有管制的民间投资主体，都是国际上普遍采用的方式，应当大力推行。当然，从实践上看，关键还是要从思想上、制度上彻底摈弃对社会资本的歧视和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