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对近代中国的影响（3）

梁启超将中国和日本作比较：日本明治维新40年，驱逐外力完全自强，仅20年间政治开明、科学进步、言论自由；而中国是个老大的民族，守旧精神特别久长，数千年来的封建主义影响实在太深，进行社会变革并非易事。他在《新民丛报》上讲“夫我既受数千年之积痼，一切事物，无大无小，无上无下，而无不与时势相反，于此而欲易其不适者以底于适，非从根柢处掀翻之，廓清而辞辟之，乌乎可哉！乌乎可哉！此所以Revolution之事业（原注：即日人所谓革命，今我所谓变革），为今日救中国独一无二之法门。不由此道而欲以图存，欲以图强，是磨砖作镜，炊沙为饭之类也。”目睹中国之现状，他的忧患意识喷发出来：“今天下之可忧者，莫中国若；天下之可爱者，亦莫中国若。吾愈益忧之，则愈益爱之；愈益爱之，则愈益忧之。”他希望全国人民都听得见他的呐喊，都像他一样，参加到救国之大业中来。

捍卫民国 旗帜鲜明

民国初期，是北洋军阀统治时代，中国社会曲折复杂多变。但辛亥革命成功建立的民国是主体，没有谁能够逆历史潮流而动。

梁启超在日本流亡十五年，极其兴奋地回到祖国，希望能一展自己的政治抱负。他先后在袁世凯和段祺瑞政府中担任司法部长和财政部长，但都不到一年就退出来。军阀任意横行、鱼肉百姓、污辱民国，官场中，顺此风潮者，则优而容之，逆之则锄而去之。在这样的环境下，虽然他自己也组织学会，组织党派，希望有所作为，但在军阀混战中，终难有所作为。

1915年8月14日，袁世凯授意筹安会六君子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胡瑛、李燮和著文鼓吹帝制。梁启超立即意识到这是帝制复辟的序幕。时任袁世凯参政院参政、将军府将军、全国经界局督办蔡锷秘密到津，在中国银行总裁汤觉顿家中会晤梁启超，共同商议发难，梁说：“余之责任在言论，故余必须立刻作文，堂堂正正以反对之，君则军界有大力之人也，宜深自韬晦，勿为所忌，乃可以密图匡复。”他们选择云南为首先发难之地，理由是蔡在辛亥革命前后是云南革命运动的掌舵人，声望高，于军界政界均有好友和拥护者。

梁启超于8月22日，怀着不忍坐视袁世凯及六君子“鬼蜮出没，除非天夺吾笔，使不能复属文耳”的态度，竟夜写成《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的檄文，让汤觉顿和范旭东赴上海和北京在报刊上发表。9月1日，他还堂堂正正将此文呈请袁世凯阅览。袁派内使夏寿田赶赴天津，贿以“二十万元，令勿印行”，遭到梁启超的拒绝。袁继之又派人威胁道：“君亡命已十余年，此中况味亦既饱尝，何必更自苦！”梁启超则以蔑视愤慨的语气说：“余诚老于亡命之经验家也。余宁乐此，不愿苟活于此浊恶空气中也。”使来者尴尬，无言以对。

梁启超讨袁檄文于9月3日先在北京英文《京报》汉文部刊出，随后《国民公报》转载。从4日起，上海各大报刊刊登，上海各界抢购传抄，为前所未有，威力震动了全国。

1915年11月17日，蔡锷由京到津，19日，以治病为名，东渡日本，然后经上海（有一说经台湾）、香港、越南，于12月17日到达昆明，联络旧友，国民党温和派和进步党人士加入进来，于22日在昆明召开独立大会。25日，云南宣告独立，组成滇黔护国军，蔡锷任总司令，兴兵讨袁，全城欢呼、悬灯结彩。此后，梁启超也摆脱了袁世凯的监视，南下上海，为护国军起草了讨袁檄文和宣言，多次致函蔡锷，在战略战术、组织宣传、对外方针方面，予以指导。他还联络策反黔贵粤等省共同反袁。广东省督军龙济光谎称赞成反袁，实为袁之死党，枪杀了前去策反的汤觉顿及其赞成反袁的部下谭学夔、王广龄、岑伯铸，此即“海珠惨案”，梁仍期望龙能转变，只身入粤而谈，以乡亲之谊诉说，也陷入险境，幸得他人相助，逃出一劫。

当此之时，反袁声势席卷全国，东南各省相继响应，袁世凯焦劳羞愤，宣布取消帝制，于6月6日死去。一场丑剧就此结束。

袁死后，1917年7月1日又出现张勋复辟，梁启超与汤化龙、林长民、刘崇佑、籍忠寅等研究系同仁在饮冰室开会，商讨反复辟事宜。梁启超起草了讨伐张勋复辟的通电。此时让梁启超想不到的是，康有为竟然署名拥护复辟，于是他秉笔指斥康有为。有人对此表示惊讶，梁说：“吾不能与吾师共为国家罪人也。”梁启超坚持自己的道德观，以真理为重，对捍卫共和政体作出了重大贡献。

旅欧一年 思想巨变

梁启超思想上最大的跃进是1918年12月至1920年到欧洲考察。同行者一共七人，包括地质学家丁文江、军事理论家蒋百里、政治学家张君劢及杨鼎甫、刘崇杰、徐新六。

在欧洲一年多时间，梁启超在英国和法国停留时间最长。他参观了欧洲的国会、银行、商会、教堂、农村、城市，对欧洲社会进行了认真的观察，收获颇丰。在欧洲的所见所闻也引发了他新的思考。那时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十分萧条。恰逢天气寒冷，烧的煤比金子还贵，人民生活十分困苦。梁启超感慨，欧洲文明源远流长，又一向以个性解放、自由、法治著称，怎么会发生世界大战这种灾难，怎么会有这样混乱的社会状况。

旅欧期间，梁启超还参加了正在法国举行的解决一战后国际问题的巴黎和会。会上，美、英、法等战胜国列强不顾中国利益，将原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全部交给日本。这让梁启超对西方各国大失所望。

根据见闻，梁启超提出东西文化各有所长，应取长补短，认为“救知识饥荒，在西方找材料；救精神饥荒，在东方找材料”。由此可见，梁启超对客观事物的看法并不因循守旧，而是采取宽容、崭新而开明的态度。在欧洲游历期间，他还不失时机地学习了法文、英文、拉丁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