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一南：全民抗战是百年沉沦中的民族觉醒（5）

三、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康有为的1895年的“公车上书”，可以说是封建士大夫阶层的觉醒，统治层少数人开始认识到情况严重，再这样下去不行了。1919年的五四运动，则是知识分子阶层的觉醒，再也不能“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了，要走出校园，走出课堂，“内惩国贼，外争国权”。1937年的全民抗战，则是中华民族真正意义上的全民觉醒。我们讲抗日战争最大的意义在这里，中华民族作为民族总体，经历这样一个过程，走到这一步，民族总体终于觉醒了。我们发现日本人来了，不是对着国民党来的，也不是对着共产党来的，是对着中华民族来的，占我们的地、屠我们的城、杀我们的人。

所以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发表了著名的庐山讲话：“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蒋介石的名言：“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推动蒋介石抗日的有三个因素：第一是日本人的步步紧逼。第二是国内外的巨大压力，国内民众要抗日，共产党要抗日；国际上英、美也不希望蒋介石再后退太多。第三就是西安事变的推动。蒋介石本来想的是先把共产党解决了再抗日，“攘外必先安内”，后来在三个压力之下，只有下决心抗日。

但是蒋介石从内心觉得抗日的资本并不是很多。国民政府兵工署统计，库存子弹5亿发，炮弹22万发，只够20个师的部队三个月的使用量。日本参谋部制订的《在华北行使兵力时对华战争指导纲要》中提出，两个月要解决宋哲元二十九军，三个月击败国民党中央军。击败中央军就是击败中国。日本侵略者轻看了这场战争，他们以为短时间就能迫使中国屈服。

近代以来的这些领导者，也可以叫统治者，从李鸿章搞洋务运动，袁世凯小站新军，康有为戊戌维新，孙中山辛亥革命，他们有个通病，是什么？他们基本上都是力图依托少数精英完成对社会的改造，都未把唤醒民众、动员民众、组织民众作为变革和革命的重点。在他们眼中，民众只是被改造的对象，而不是推进变革和革命的动力，最终只能导致变革与革命一再失败。蒋介石也是这样，他所统计的资源全部是国民政府能掌握的资源和国外可能援助的资源，他从来没把民众当作资源。真正把民众当作资源的是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讲：“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之战争困难的前提。”毛泽东还讲：“全中国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参加抗战，实行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把民众作为一个巨大的资源，而不是一个巨大的包袱，他认识到了这一点。持久战最根本的不在于库存的炮弹，不在于可动用的装备，航空器、地面的坦克，而在于民众。

“有知识出知识”，我在这里给大家讲一个典型的例子。1931年，钱伟长以中文、历史双百的成绩，被清华大学、交通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中央大学五所名牌大学同时录取。当时钱伟长的叔叔钱穆也是著名学者，推荐他去清华。清华大学的国学大师陈寅恪想收钱伟长为弟子，前途真是一片光明。但是他到清华大学报到恰逢九一八事变发生。钱伟长说：“政府说不要抵抗，因为人家有飞机大炮，我听了以后火了，我下决心，我说我要学飞机大炮！”他决定不学文科了，要学理科。钱伟长极具文史天赋，但物理只考了5分，数学、化学共考了20分，英文没学过是0分。理科以英文教学，你怎么去啊？清华物理系主任吴有训坚决不要他，说你太差了。钱伟长动用了所有关系，包括他叔叔钱穆的关系，不是为了占便宜，就是为了学理科，后来终于把吴有训说动了，说让他试读一年，不行就回去。第一年，钱伟长70分，五年之后，钱伟长以清华物理系名列前茅的成绩毕业。他没有成为文史学家，成了现代中国的力学之父。人们常说一个人最大的动力是兴趣，钱伟长因九一八事变，兴趣都发生了巨大改变。为了国家民族，兴趣发生了巨大改变。2010年，钱伟长当选感动中国年度人物，颁奖词中说：“从义理到物理，从固体到流体，顺逆交替，委屈不曲，荣辱数变，老而弥坚，这就是他人生的完美力学，无名无利无悔，有情有义有祖国。”

陈嘉庚也是个典型。陈嘉庚是海外华侨富商，与汪精卫、陈公博、胡汉民和孙中山的关系非常好，是孙中山同盟会捐资的金主。但是陈嘉庚1937年初发现汪精卫态度动摇，于是他在重庆国民会议提出提案，“日寇未退出我国土之前，凡公务员对任何人谈和平条件，概以汉奸国贼论。”提案非常尖锐，汪精卫当时还没叛逃呢，看到这个提案，说这个提案太扎人，修改成了比较缓和的“在日寇未退出我国土之前，公务员不得言和”。陈嘉庚当时动员了大量的南洋机工，因为当时国外的援助物资要从中缅公路运过来，可当时会开车的人很少，修车更不会，陈嘉庚便动员了很多南洋机工、修理工过来帮助支援，帮着开车，运送物资。

当年冼星海、邹韬奋、丁玲、艾青、茅盾、萧军等等众多知识青年往延安跑，为什么？就因为共产党不投降，要抗日。这是土地革命战争中从未有过的景象。“黄河之滨集合了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当时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没有工资，津贴非常少，来回的路费自理，吃的粮食自己背，木炭自己烧，冬天烧的煤也得自己背。而国民党的军校能够发津贴、发服装、报销来回路费，但那么多人却涌到延安，为了什么？为了心中的理想。延安的抗大真正实践了孔子的“有教无类”，从留学生到文盲都编在一个班，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景象。民族总体的觉醒，这是抗战的最大意义。

更为广泛深刻的组织动员发生在农村。中国最广大的地区是农村，最多的民众是农民，开辟与发展农村抗日根据地，动员民众、组织民众、武装民众、依靠民众，是与日本侵略者决胜的关键。毛泽东说，“中国的农民有很大的潜力，只要组织和指挥得当，能使日本军队一天忙碌24小时，使之疲于奔命，日军要完全被敌对的中国人所包围，日军要被迫运来他们所需的军需品，而且要自己看守，他们要用重兵去保护交通线，时时谨防袭击。”共产党人开掘了一个中国抵抗外来侵略前所未有的最大的资源——普通民众。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有一句话“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说得非常好，被广泛引用。毛泽东还有一句话说得更好，但却很少被引用，“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无组织状态。”中国人一定要组织起来，再也不能一盘散沙了。

抗日战争中的民众动员是中国历史上从未经历过的民众动员。日本侵略者发动战争使中日民族矛盾尖锐化，大大超越中国国内的阶级矛盾，为我们动员各阶层民众开辟了全新的广阔空间。不仅穷人，包括富人，全部加入抗日。当时各地要抗日，战地动员委员会、民众动员委员会纷纷建立，还有各种工作团和训练团，广泛动员群众参军。

当年，为了团结更多的人，土地革命战争中的“打土豪、分田地”改为抗日战争时期的“减租减息”，团结的范围一下就扩大了。抗日战争中出现了这种景象是中国社会前所未有的景象，一个家庭中父亲是农救会员，儿子是工救会员，媳妇是妇救会员，小儿子是青救会会员，孙子是儿童团员，这种景象只有共产党能做得到。民众被前所未有地组织起来。不是说抗战以前没有组织，是说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这种组织，被共产党建立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