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一南：全民抗战是百年沉沦中的民族觉醒（3）

1931年九一八事变，关东军19000人，东北军190000人。一周丢掉辽宁，三个月丢掉东三省，就是这样的局面。后来有人把这些都归罪于老蒋一纸不抵抗命令。老蒋逝世十六七年后，张学良1991年在美国回忆说：“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借口，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我下的指令。”老蒋同意了东北军的不抵抗决定。不是说老蒋不让东北军抵抗，东北军自己觉得自己就不行，结局才这样。九一八事变中，我们军队人数是日军的10倍，而且还在我们的国土上。七七事变更登峰造极，日本的华北驻屯军最高统计数字是约8400人，而华北一带宋哲元的第二十九军兵力十万。但结局是一个月后华北沦陷。

希特勒1941年进攻苏联时讲了一句话：苏联是一间破草房子，我一脚就踹倒它。希特勒错了，他把自己的腿都踹断了。可当时中国就是这样一个破草房子，谁上来都能一脚踹倒。近代以来，我们灾难的根源是什么？是器不如人？制不如人？还是思想文化不如人？清末思想家严复一句话，道出了中国至弱之源：“中国自秦以来，无所谓天下也，无所谓国也，皆家而已，一姓之兴则亿兆为之臣妾,其兴也，此一家之兴也，其亡也，此一家之亡也。天子之一身兼宪法、国家、王者三大物，其家亡则一切与之俱亡。顾其所利害者,亦利害于一家而已，未尝为天下计也。”严复指出中国至弱之源就是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天下都是皇帝老子的，与黎民百姓何干呢？打仗了，洋人在跟皇帝打仗，赔款是赔皇帝的款，割地是割皇帝的地，与我何干？从皇帝来说也是这样，“天子之一身兼宪法、国家、王者三大物，其家亡则一切与之俱亡。顾其所利害者，亦利害于一家而已”。王朝的更迭就是家族的变换和姓氏的变换，刘姓的汉朝变成了李姓的唐朝、赵姓的宋朝、朱姓的明朝和爱新觉罗氏的清朝，姓氏变化而已。

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之后，签约的消息传到北京，道光难受极了。清史记载，“上退朝后，负手于便殿阶上，一日夜未尝暂息。侍者但闻太息声，漏下五鼓，上忽顿足长叹……”签约了、割地赔款了，他一晚上都没回寝宫睡觉，在便殿阶上溜达了一晚上。小太监听见皇帝顿足长叹，叹了句：“我如何对得起列祖列宗？”道光非常难受，但他想起的只是对不起列祖列宗而已，他没有想起如何对得起普天下大众，如何对得起生我养我的这块土地，只对祖宗负责，只对姓氏负责，不对国家民众负责。皇帝是这样，民众又会怎样？我们怎么可能真正实现万众一心呢？

第一次鸦片战争发生后，广州三元里抗英是个别的，大多数民众在远处观战。英军登陆后，民众主动向其出售蔬菜、牲畜和粮食。打仗是跟皇帝打仗，我们还得过生活，该赚钱得赚钱。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周围民众也加入了哄抢院内财物的行列。这是我们最痛心的，我们今天很少愿意检讨这一点。圆明园被毁掉了，英法联军是罪魁祸首，可我们很多人也进去跟着抢了一把。

1900年八国联军攻到北京，北京城高池厚，一万多人根本进不来，附近有民众向八国联军提供消息：广渠门下水道未曾设防。联军部队从广渠门下水道鱼贯而入，排着散兵队形顺着土坡往上爬，周围那么多民众站在两边，揣着手麻木地观看，看着八国联军进城。八国联军指定中国人抓人，中国人捆人，中国人砍中国人脑袋。八国联军攻占皇宫，多少中国人帮着填壕沟、帮着架梯子、帮着扶梯子，还有人坐在城墙上帮着瞭望里面的情况。我们应该感谢八国联军给我们留下的这些图片资料，否则我们在一个劲地谴责侵略者残忍成性、嗜血成性、屠杀成性的时候，很少检讨自己为什么这样虚弱，为什么这样四分五裂。要不然孙中山为什么要发出这样的感慨：“四万万中国人，一盘散沙而已。”

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元凶坂垣征四郎，1948年被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死刑，他是7个被绞死的甲级战犯之一。绞死原因是因为他是九一八事变的罪魁祸首，九一八事变前一个月，他给关东军做战斗动员。马上要行动了，可关东军心里没底，只有一万多人，对方将近二十万。坂垣征四郎认为没问题，能搞定，他说：“从中国民众的心理来说，安居乐业是其理想。至于政治和军事，只不过是统治阶级的一种职业。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与民众有联系的，只是租税和维持治安。因此，中国是一个同近代国家情况大不相同的国家，归根到底，它不过是在一个拥有自治部落的地区加上国家这一名称而已。所以，从一般民众的真正民族发展历史上来说，国家意识无疑是很淡薄的。无论是谁掌握政权，谁掌握军权，负责维持治安，这都无碍大局。”民众觉得交税给谁都行，交张作霖也是交，交国民党也是交，交日本人也是交，无所谓。反正政治和军事是统治阶级的职业，我们只要活下去，怎么都好说。

东北军二十万人以上，拥有飞机、坦克、大炮，关东军只有一万余人，从数量上居于绝对劣势。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另外一个元凶、被誉为日本陆军最具战略头脑的石原莞尔说，“我不用拔剑，我只用竹刀就足以吓退张学良。”坂垣征四郎被称为东北汉奸之父，诱逼臧式毅出任伪奉天省省长，鼓动熙洽宣布吉林“独立”，推动张海鹏宣布洮南“独立”，策动张景惠宣布黑龙江“独立”。牢控伪满洲国溥仪、罗振玉、赵欣伯，谢介石等人。都是中国人，一招呼就过去了，在日本人的吆喝下跟着日本人干事。

这些侵略者绝不是仅仅只会拿屠刀砍中国人脑袋的人，这些人心计之深，运用之深，把侵略政策的创造性发挥到极致。土肥原贤二是典型的中国通，中国话说得很好，他的观点是欲要灭亡中国，首先要学好中文。九一八事变属于关东军擅自行动，事变后当了奉天市长的土肥原从日本政府那里拿不到钱，关东军忙于作战也没有钱。土肥原贤二就“自费”当市长，他自己找了一些日本银行、东北银票之类机构贷款，维持日本控制的市政运转。后来日本政府批准了，款来了，但很明确，国会批准以前的用款不在之列。于是土肥原贤二只有拿自己的工资去顶贷下的款项。他的家人在日本住在几间旧房子里，很挤，没有钱，为什么？钱在奉天花光了。这些侵略者不是我们想象的只知荒淫无度、吃喝嫖赌，他们的坚忍、刻苦，对我们来说是更大的灾难。这些人带来的危害，比那些杀人魔王的危害更大。

应该说日本方面肢解中国、占领中国的计划从来就不是草率和简陋的。从甲午战争前后，它就开始在中国做大量细致的情报工作，在国内完成了周密军事准备。20世纪30年代前后，从1928年6月的“皇姑屯事件”到1931年6月“中村事件”、7月“万宝山事件”、9月“九一八”事变，从1932年1月“一二八”事变，到1935年5月“张北事件”，再到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一直在通过不断地制造危机和利用危机，有条不紊地向预定目标节节推进。

当时，中日双方的实力差距很大。日本年产钢铁580万吨，中国只有4万吨；日本年产飞机600架，中国0架；日本年产坦克200辆，中国0辆，工业能力差距巨大。装备差距巨大，日本海军115万吨舰艇，中国5.7万吨，日本飞机2700架，中国300架；但我们陆军军力比他们多，日本38万，中国200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