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君：西式民主的理论困境与现实悖论（2）

西式民主面临的体制性危机

从实践情况看，西式民主的确陷入了深深的困境：一些发生民主革命的发展中国家未能如愿建立起稳定可靠的民主政权，即便是欧美等老牌民主国家也逐渐暴露出越来越明显的体制缺陷。概括来看，西式民主面临的危机主要体现在以下三大方面：

第一，民主政治对改善社会的异质性于事无补，甚至可能会加剧所在社会的分裂程度。西式民主过度依赖竞争性选举，其运作质量与社会结构的同质性程度紧密相关。在尚未完成工业化进程的大背景下，一些发展中国家面临着高度的社会异质性，集中体现在族群分裂、阶级对立或者宗教分歧等方面，有时甚至是处于异质性因素混合叠加的境况中，这样的社会土壤显然不利于西式民主政体的建立与巩固。自2010年底以来，在西方国家民主输出的支持干预下，所谓的“阿拉伯之春”席卷西亚北非地区，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等国政府相继垮台，他们纷纷建立了符合西式民主形式要件的政治体制。然而，短短几年风云突变，大部分转型国家遭遇失败，普遍陷入了政治和社会秩序重建的泥沼之中。政治上层建筑的剧烈改变，不仅未能推动社会结构的同质化进程，反而加剧了不同族群、不同宗教派别之间的矛盾冲突。在选举竞争的推波助澜下，社会分裂在这些国家进一步发酵蔓延，导致整个社会结构的异质性程度进一步加重。

第二，民主运作受到超国家组织和次级地方政府等方面的持续挑战。在经济全球化开始之前的很长时间里，西式民主运作的通常形式是投票选举后由民选代表组织起民主政府，并在整个国家范围内实现民主治理。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进程显著加速，民族国家的政治运作面临着来自超国家力量和次级地方政府等方面的持续挑战。基于全球治理和通力合作的考虑，世界贸易组织、欧盟等超国家组织从各国政府取得其所让渡出的部分主权，掌握了一些国际事务的处理权，压缩了各主权国家的治理权限。与此同时，规模庞大的跨国公司利益集团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借助资本的跨国流动，采取用脚投票方式，并以增加税源供给和提供就业岗位作为交易条件，迫使对象国政府制定出倾斜性的支持政策，因而干扰了相关国家的政策输出，进一步削弱了民主政府回应公众诉求的能力。此外，次级地方政府也在觊觎民选政府的合法权力，企图从中央政府那里获得更多的自治权，有些甚至提出了明确的独立主张并进行了尝试。比如，苏格兰地区一直在谋求政治独立，并于2014年9月举行了独立公投。

第三，党派政治堕落为精英共谋，受制于短视的“民意”逐渐演变成否决政治。在西式民主的运作逻辑中，政党之间必须争取更大范围、更多数量的选民支持，以此获得尽可能多的选票、赢得选举的胜利，通过组建政府、制定政策，从而更好地代表民意。然而，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大众传媒在政党竞争中影响力的增强，民主政治的职业化和专业化水平越来越高，西方国家的政党组织形态有了较为明显的改变，政党之间的竞争被限定于一定范围内，彼此之间的博弈不再是完全的零和博弈，而是开始共同排斥新政党或政治力量的介入。在这些政党内部，中央机构顺应民主化趋势，积极采取了一些政治改革举措，陆续赋予基层党组织和普通党员更多的政治权利，借此提高他们的政治参与度。如此一来，党内政治骨干和区域性政党组织的权力被稀释，政党精英的权力和作用被进一步放大，政党内部实质上形成了寡头统治局面，成为政治精英谋取政治权力的工具。为争取民众的投票支持，政党所提出的政策主张基本上都是旨在迎合选民的短期利益诉求，比如说提高社会福利、削减税收等，导致政府背负的巨额债务越来越大。与之相反，政治精英基于竞选连任的考量，有意忽略那些着眼于长远利益的一些政治举措，难以做出自我革新式的重大举动。近年来，在西式民主体制下，党派竞争极化，并且逐渐演变成否决政治，重大的革新举措难以出台，许多亟待改变的事情都因党派僵持而搁置。民主正变得越来越迟缓，越来越短视，政党轮流执政并没有提供更好的政治选择。不少学者认为，正是由于对这种不作为精英政治的不满，欧美的民粹主义思潮开始兴起，社会政治思潮朝着极端方向发展。有学者指出，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的逐步崛起，以及特朗普成功获得美国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并最终赢得大选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